分类： 实务研究

在网络主播与MCN公司合同纠纷中，以网络主播为主的违约方认为守约方主张的违约金过高，继而提出抗辩或反诉是最主要的争议类别，在致诚律师事务所“网络主播与MCN公司法律纠纷案例库”中的近1000案例中占比高达68.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五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违约造成的损失，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主体、交易类型、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履约背景等因素，遵循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进行衡量，并作出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理解与适用》也提出，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还应当结合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予以衡量¹。依据前述法律法规，结合案例库中人民法院的裁判意见。在网络主播和MCN公司经纪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认定违约金金额一般会就以下因素进行重点考量：

违约方过错程度

网络主播作为违约方时，其违约行为主要包括未按约定时长或频次开播，长时间停播，擅自转至第三方平台直播等，后两种违约行为将直接导致MCN公司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一般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根本违约。MCN公司作为违约方时，其违约行为主要包括未按经纪合同约定提供技术、流量支持，未按约定比例或时间向主播支付利益分成等，违约行为达到一定程度或持续一定期限的，亦被认定为根本违约。违约方的过错程度是法院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重要因素。

1. 违约方非因主观故意违约的，如主播因突发疾病、身体状态下降、遭受网络暴力等原因无法按约定频次、时长直播，因一方面主播不具有违约的故意，过错程度较轻；另一方面即便主播仍按原合同约定直播，其客观状态也可能影响直播效果，导致收益下降。为此在这类案件中确定主播违约责任时不应过分苛责，需结合一般认知、违约方过错程度等因素，基于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情确定违约金金额。

例如，在潍坊某网络公司与魏某演出合同纠纷案中²，双方《艺人演艺经纪合同》约定乙方非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不履行或瑕疵履行甲方安排的演艺活动的，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万元，或者已履行协议期内近12个月乙方获得的月平均收入乘以甲方与乙方剩余协议期限月份的总金额，以前述两者金额较高者为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后魏某因遭遇网暴停播，网络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主张违约金604万元。法院认为，魏某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遭受网络暴力，网络环境及魏某的身体状况导致其中断履行合同，该事件的发生虽不能过分苛责于魏莹，但确非网络公司的过错所致，判决酌定魏某支付违约金50万元。

不过，若主播作为违约方，其身体状态下降系因自行做整形手术等非客观原因或履行合同之必要条件导致，则一般不属于减轻违约责任的正当事由。

如在南京某文化公司与张某合同纠纷案中³，张某在签订《演艺经纪合同》不久便以做隆鼻手术为由停止直播，法院认为，张某辩称的做隆鼻手术原因则完全属于其个人行为，并不构成停播理由，故张某缩短直播时间及停播的行为已构成根本违约，

2. 在守约方也存在违约或一定过错的情况下，如MCN公司未履行培训义务，延迟支付收益分成，要求主播开展违背公序良俗直播活动等，导致主播对于合同履行期待显著降低，继而实施违约行为的，因双方对于合同未能依约履行均存在过错，依据过失相抵规则，应当根据双方过错程度，减轻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例如，在甘肃某新媒体有限公司与吴某合同纠纷中⁴，新媒体公司为利用网友的同情心理获得打赏和推销货物，编写家暴剧本要求吴某等人拍摄，后双方因合同履行问题产生争议，新媒体公司主张吴某支付违约金。法院认为，因新媒体公司设定的主题违反公序良俗，应当减轻吴某的违约责任，故对于违约金诉讼请求酌定部分支持。

3. 违约方故意违反合同约定，如主播未按约定时长直播、长时间停播，经MCN公司提醒仍不改正，可视为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构成根本违约。该违约行为将导致守约方无法获取预期经济收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应当就其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承担违约责任。

例如在厦门某文化传媒公司与金某合同纠纷一案中⁵，双方于2022年签订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约定金某作为传媒公司独家主播。后因金某未能履行直播义务，经传媒公司劝说仍未纠正违约行为引发本诉。法院认为，金某在签约后即违约停播，造成传媒公司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故合同解除后，金某应返还签约费并赔偿其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

4. 违约方故意违反合同约定且主观恶意明显，如主播停止在经纪合同约定的平台直播，并转至与原平台存在竞争关系的平台直播的，其行为不仅使守约方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构成根本违约，更将导致原平台用户流失，守约方投入的履约成本转化为竞争平台优势，经纪合同约定的违约金具有惩戒性质的，应予以适当支持。

例如在知名主播江海涛（嗨氏）与虎牙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⁶，江海涛于2016年和虎牙签署了独家合作协议，合作期间，虎牙公司为海涛投入了大量资源，其知名度、粉丝数量迅速攀升，合作收益超1100万元。后因江海涛单方跳转至和虎牙直播有直接竞争关系的斗鱼直播平台，虎牙公司主张违约金4900万元。法院认为，江海涛的违约行为不仅使得虎牙公司失去合作期间的可得预期收益，为培养江海涛的高额成本也全部为竞争对手作了嫁衣，且培养江海涛已挤占了公司平台其他优秀主播的发展空间和机会。更严重的是，江海涛单方违约到其他平台直播，直接导致虎牙公司平台的百万用户转移，最终认定江海涛构成重大违约，对虎牙公司主张的4900万元违约金予以全额支持。

经纪合同履行状态

经纪合同履行状态主要体现为违约方已履行的合同期限与合同约定期限的比例关系。一般来说，接近履行完毕的合同和履行期限较短的经纪合同，其违约行为对守约方造成的后果存在较大差异。

1. 若合同已稳定履行较长期限，守约方已获取相对符合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经济收益，其订立合同的目的在较大程度上得以实现，即便因违约方的行为造成损失，一般也主要系后期预期利益而非实际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守约方主张的违约金明显过高的，应当予以适当调整。

例如在某科技公司与胡某合同纠纷案中⁷，双方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作协议。后在合同已履行超三分之二期限后，胡某提出解除合同，科技公司据此主张违约金1800万元。法院认为，结合胡某提出解除协议时与科技公司的一年期合作协议已履行较长时间，结合本案其他因素将违约金调整至700万元。

2. 若违约方在经纪合同生效后不久便根本违约，例如主播在MCN公司投入宣传推广等资源后不久便停止直播，此时MCN公司的相关投入尚未转化为经济收益，将对其带来直接损失；若主播转至竞争平台直播，还将造成相关投入转化为向竞争对手的推广资源，会在直接损失的基础上，造成用户流失、增加竞争平台影响力等损害后果，守约方主张违约金依据充分的，应当予以支持。

例如，在广州某科技公司与王某合同纠纷案中⁸，双方自2020年5月签订主播合作协议，合同期限为三年。合同签订后因王某私自停止在约定平台直播并在第三方平台开播，科技公司提起诉讼，主张按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200万元。法院认为，在市场竞争中应当注重保护直播平台运营公司培养主播的利益，鼓励、保障其逐步培养优秀主播，规制其他公司违规挖人及主播不正当跳槽等现象。被告到其他平台从事直播活动势必会对原告造成一定影响，已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该行为不应予以认可及鼓励，判决全额支持了原告违约金诉求。

3. 若守约方在经纪合同生效后尚未投入相关资源或投入有限时，违约方已根本违约，如MCN公司在合同签订后，尚未开展相关培训、宣传推广活动，主播粉丝数量及影响力较小，经济价值尚未得以充分体现。在此情况下主播违约的，考虑到MCN公司作为守约方的损失有限，也不宜要求主播承担过重的违约责任。

例如在某传媒公司与刘某服务合同纠纷案中⁹，法院就认为，刘某在合同签订后两个月即在第三方平台直播，违反了合同约定，但因原被告双方合作时间较短，期间原告虽协助被告进行了推广和曝光，但根据被告领取的工资收益来看，被告的粉丝量及影响力尚小，经济价值相对较低，故本院认定原告主张的10万元违约金过高，将其调整至3万元。

守约方损失

《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30%的，人民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根据前述规定，守约方的损失不仅包含实际损失，还包括合同预期收益，而超过损失的30%则是认定违约金是否明显过高的基本标准。

1. 关于实际损失，一般MCN公司为增加主播知名度所支出的广告、流量资源投放等宣传推广、辅导培训等费用可作为实际损失核算。部分案件中，人民法院也认为MCN公司为履行合同义务必然产生经营性支出及设备消耗，应在核算其收益时予以适当扣除。

例如在某传媒有限公司与陈某演出合同纠纷中¹⁰，传媒公司为培养陈某，在其直播间刷礼物、充快币等共花费超12万元，陈某在短时间内粉丝增长超50万人。后因陈某单方转至第三方平台直播引发诉讼。法院认为，对于原告基于合同约定为陈某花费的12万余元，因陈某拒不履行合同义务的根本违约行为导致了双方无法实现合同预期目的，致使原告的该笔投入亦因此不能达到原告实现合同预期的目的，故该笔金额应计算在原告的损失金额之中。

2.关于预期收益，人民法院一般以MCN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的平均收益作为核算预期收益的基础计算依据。

例如在辽宁某传媒公司与陈某纠纷案中¹¹，双方《演艺经纪合同》约定传媒公司按45%的比例按月向陈某分成，后因陈某未按约定直播引发本诉。法院认为，根据陈某在合同履行期间的平均收益及双方约定的分成比例，可以推算出传媒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的月平均收益，并据此核算出因陈某违约造成的收益损失金额为40万元，后法院结合本案其他因素综合确定陈某支付违约金30万元。

不过，实践中若剩余合同期限过长，若完全按照守约方平均收益乘以剩余履行期限核算逾期收益，则不免会导致违约金金额显著过高，甚至超出法定标准。考虑到预期收益本身可能因主播粉丝增长情况、账号运营情况、平台及行业发展状况等因素影响而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为此法院一般会结合前述因素并结合公平、诚信原则通过增加系数、酌定合同预期履行时长等方式予以综合核算。

例如在锦州某文化传媒公司与杨某合同纠纷案中¹²，杨某未经传媒公司允许擅自到其他平台直播并终止约定平台的直播活动，传媒公司主张其支付违约金49.3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原、被告履行合同一个月，被告所得利益为9453元，双方的合同期限为24个月，原告的预期利益应为24个月的利益。但考虑到直播行业收益水平起伏较大，可以预期的期间不宜过长，酌定为12个月。原告已得到1个月的利益，可得利益损失按11个月计算为103983元，再加上损失的30%共计为135178元。原、被告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经计算为49.3万元，超过了损失的30%，故本院减少至被告应支付的违约金数额为135178元。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决。

针对网络主播及 MCN公司的建议

作 者

陈强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邮箱：chenqiang@zhichenglawyers.com

在MCN公司与主播法律纠纷中，涉及确认双方劳动关系案件是仅次于违约责任纠纷的争议类别，在我们梳理的近1000件样本案例中占比约30%。这类争议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合同纠纷中，MCN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主播承担违约责任的案件中，主播以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作为抗辩理由；二是主播以劳动争议为案由主动提起劳动仲裁及民事诉讼程序，请求确认与MCN公司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主张相关经济性诉求，或MCN机构不服劳动仲裁裁决结果，诉请确认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不需承担用人单位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确认MCN公司与主播

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

人民法院确认MCN 公司与主播间存在劳动关系的案件在法律后果上根据案由及诉讼原被告身份的不同存在差异。

在合同纠纷案件中，经纪公司以主播违约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主播承担违约责任的，若主播关于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系的抗辩意见被人民法院采纳，人民法院则会依据《劳动法》第七十九条之规定，认定双方系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应当先由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MCN公司直接提起诉讼的不符合法律规定，予以驳回起诉处理。若案件处于二审程序，二审法院则会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MCN公司的起诉。

而在劳动争议案件中，若人民法院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后果则主要在于判令MCN公司承担《劳动合同法》规定的经济性赔偿责任，具体可包含向主播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解除合同经济补偿等。

人民法院认定网络主播与MCN公司

存在劳动关系的相关要素

根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根据样本案例中法院裁判意见来看，人民法院在确定MCN公司与网络主播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也主要依据前述规定，着重从人身从属性和经济从属性两方面展开说理。一般来说，在主播与MCN公司间符合以下人身及经济从属性特征时，人民法院予以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1. 人身从属性

在人身从属性层面，体现为主播是否需要遵守MCN公司员工守则、考勤打卡规则、请假审批制度，主播在工作地点、时间等方面是否具有相对自主性等，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播遵守MCN公司制定的打卡、假勤、审批、培训、考核、奖惩等规章制度，接受MCN公司的劳动管理和支配。

例如，在合肥某传媒公司与胡某劳动争议案中¹，胡某2019年加入该传媒公司，从事网络主播工作。法院认为，虽然其在直播具体内容上存在一定自主性，但需遵守传媒公司上班考勤制度及工作安排，法院据此并结合其他因素认定双方存在人身依附性，符合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再如，在广西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李某合同纠纷案中²，传媒公司与李某于2019年签订合作协议书，约定传媒公司为李某提供独家演艺服务，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李某实则须遵守传媒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服从工作安排，传媒公司还对李某进行考勤管理，李某每月可休息4天但需向传媒公司申请，法院认定双方实则系劳动争议而非合同纠纷。

（2）主播接受MCN公司关于工作时间、地点、时长、内容、方式等管理，需在相对固定的时段，在MCN公司提供的直播间或家中工作，依据双方经纪合同约定从事才艺、游戏等直播活动，工作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较弱。

例如，在长春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顾某合同纠纷案中³，双方自2017年签订《直播签约协议》，约定合同期限为3年，顾某须每日直播6小时以上，月直播有效时长为156个小时，传媒公司提供直播场地、软硬件支持。法院认为，从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等方面看，本案《主播签约协议》兼具演出合同和劳动合同属性，但更多的具有劳动合同属性，确认了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再如，在河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张某劳动合同纠纷案中⁴，双方自2018年签订主播合同，合同约定张某月直播有效天数22天，时长44小时，并约定了张某的具体直播地点为公司所在地。法院认为，本案网络公司对张某进行了工作内容和形式的强制性管理，对工作时间、工作地点也进行了限制，结合本案其他因素，认定双方属于劳动关系。

与前述案例相反的，在彰武县某传媒有限公司与谭某合同纠纷案中⁵，法院就认为，谭某作为网络主播可以自主决定直播内容，在直播时间和地点也有较大自主空间，直播工作可以在其家中完成，无需到被上诉人公司办公场所上班，双方不具有人身从属性，未支持谭某确认存在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需要说明的是，即便在个别案件中，经纪合同对于主播的工作自主性进行了一定程度限制，但该种限制若是因演艺经纪服务合同衍生的管理行为，符合行业惯例的，法院也未认定双方存在人身从属性。

例如，在宜春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廖某合同纠纷案中⁶，双方于2019年签署《直播经纪签约协议》，约定传媒公司支付首年支付8万元签约费，廖某作为旗下签约艺人。后因廖某擅自在第三方平台主播，传媒公司提起诉讼，廖某则以签约协议包含对其工作内容、时间等约定，双方构成事实劳动关系作为抗辩。一审、二审法院认为，传媒公司对于廖某的管理是基于演艺经纪服务行为的管理权，是由演出经济关系衍生出的管理行为，不是劳动关系的管理行为。且由于网络主播行业竞争的特殊性，MCN公司因管理需要对廖某权利义务进行限制的约定符合行业惯例，不能就此认定MCN公司对廖某实施了劳动法律意义上的管理，未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3）主播从事的网络直播活动是MCN公司日常业务的组成部分。尽管在一些案件中，MCN公司主张其登记业务并不包含网络直播，但人民法院大多认为网络直播活动属于MCN公司的业务范畴。

例如，在合肥某传媒公司与胡某劳动争议案中⁷，胡某系传媒公司主播，双方签有《艺人独家经纪合同》，后胡某提起劳动仲裁主张确认劳动关系及未签书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获仲裁委支持，传媒公司不服提起诉讼。法院认为，网络主播工作系新兴职业类型，与传统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所从事劳动内容与用人单位业务密不可分的特点不同，工作内容可以相对独立于用人单位业务，是用人单位整体业务中可以分割出来的组成部分，最终结合本案其他因素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4）双方约定主播在离职或经纪合同解除后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在一定期限内不得从事与MCN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相关工作。

例如，在广州某公司与伍某劳动争议案中⁸，双方于2019年签订《合作协议》，约定由伍某在淘宝平台担任主播，甲方基于商家需求和实际情况不定期安排伍某直播，合同还约定了伍某的竞业限制义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以独家、排他性的规定确定了伍某需履行严格的竞业限制义务，双方用工关系具有人格从属性特点，结合本案其他因素确认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再如，在秦皇岛某传媒公司与王某劳动争议案中⁹，人民法院也认为，双方签订的《主播签约合作协议书》中约定了竞业禁止等条款，说明王某接受传媒公司的劳动管理，结合本案其他事实判决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 经济从属性

在经济从属性层面，体现为主播是否以直播收益及相关待遇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其收益是否具有相对稳定性等方面，具体可包括：

（1）主播通过提供直播服务获取劳动收益，该收益由MCN公司定期发放，主播无法自行通过平台提取，该收益是主播唯一或主要的经济来源。

例如在河源市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范某劳动争议案中¹⁰，双方于2021年签署《网络主播合作经营协议》，尽管传媒公司主张双方不具备建立劳动关系的合意，但法院认为，传媒公司有权代为收取范某在平台的直播收入，在扣除所占分成后在每月30号前向范某结算，且合同约定范某不得擅自通过第三方平台直播盈利，否则收益归传媒公司所有，足以认定范某获取的报酬来源于传媒公司，后结合其他因素确认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2）主播收益包括“底薪或固定收益”“提成”“奖金”等组成部分，而非完全来源于不具有稳定性的用户打赏，收益构成形式符合劳动报酬的特征。

例如在秦皇岛某传媒有限公司与王某合同纠纷案中¹¹，双方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主播签约合作协议书》，约定王某每月保底工资为6000元，并约定王某的直播收益按传媒公司50%，王某5%的比例分配。法院认为，双方就直播收益分配进行了约定，并约定了王某的保底工资，不符合网络直播者在平台直接获得收益且多劳多得的无保底工资的收入模式。且合同约定传媒公司的收益是王某的10倍，亦不符合合作协议合作共赢的合同目的，最终确认了双方名为合作关系，实为劳动关系。

与前述案例相反的，在六安某传媒公司与王某劳动争议案中¹²，王某虽主张与传媒公司形成了事实劳动关系，但法院认为，王某虽主张工作期间公司有考勤、按月发放报酬，但王某实际收取的报酬完全来自网络打赏的业绩分成，有别于一般劳动关系取得报酬的情形，结合案件其他因素，未予支持其确认劳动关系的诉讼请求。

（3）主播收益具有相对稳定性，不需要与MCN公司共同经营、共担风险。

例如，在青岛某传媒公司与曹某劳动争议案中¹³，双方《合作协议》对曹某的保底收益做了约定，后对双方属于劳动关系还是合同关系产生争议。法院认为，合作经营合同的典型特征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而本案中，曹某应聘时，传媒有限公司给出的条件支付4000元底薪，不存在共同经营的情形，双方具备经济从属性，结合案件其他事实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再如，在常州某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与吕某劳动合同纠纷案中¹⁴，双方于2021年签署为期两年的《主播经济合约》，合同约定吕某享有保底工资及提成，法院认为，吕某工作期间的收入为保底或实际收益，在履行过程中未体现双方对收益分配的共商及风险共担，双方存在经济依附性，并确认双方形成了劳动关系。

（4）合同履行期间，MCN公司为主播缴纳了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履行了作为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

例如在广州某公司与高某劳动争议案中¹⁵，高某于2022年开始在该公司进行直播，双方未签署书面协议，后高某诉请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公司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公司则辩称双方系合作关系。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公司在主播申请办理社保、申领住房补贴等事宜时均进行批复，可见双方并非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结合本案其他因素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再如，在秦皇岛某公司与王某劳动争议案中¹⁶，法院认为双方虽然签订了《主播签约合作协议书》，但MCN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为主播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结合本案其他因素，法院认定双方符合劳动关系特征，已建立劳动关系。

针对网络主播及 MCN公司的建议

作 者

陈强  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邮箱：chenqiang@zhichenglawyers.com

11月12日，已停更超过三年的李子柒在抖音、快手、微博等平台发布视频，正式宣告回归，该新闻在各大平台冲上热搜，新闻中特别提到，账号由李子柒个人运营。同日，重庆市一中院对浪胃仙IP“创始人”游某职务侵占罪一案作出维持原判裁定的消息也迅速登上热榜，法院认定游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100万元，责令归还所侵占的公司资金和网络账号。

11 月 12 日，李子柒发布作品，宣告其正式回归

回顾这两起事件的经过不难看出，其背后均涉及对于账号及IP的归属争议：李子柒与MCN公司微念合作期间，双方因对“李子柒”品牌商业使用存在争议而停更账号并进入诉讼，最终经调解，李子柒保留了对“李子柒”IP的商标所有权，微念在特定类目范围内对“李子柒”品牌进行长期独占许可经营，“李子柒”账号由其个人运营；游某在MCN公司天权星任职期间伪造“网络平台账号使用权授权协议”，并在离职后继续使用“浪胃仙”账号从事个人商业活动，后双方曾就账号归属对簿公堂，最终法院判决账号归属天权星公司所有。

网络账号作为网络虚拟财产，承载了经济、智慧、劳动等大量投入，在积累较多粉丝或与IP形成关联后，本身亦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而对于如“李子柒”“浪胃仙”这样的头部账号而言，其商业价值更是不言而喻。为此网络账号归属问题一直是网络主播及MCN公司在合同解除过程中的核心争议之一。那么这些账号归属争议背后涉及哪些法律规定？相关法院在审理账号归属争议问题上都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为厘清当前人民法院对于网络账号归属的裁判意见，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网络主播争议解决中心全面检索、梳理了2016年至今相关案例。根据生效判决中人民法院的相关意见来看，在大部分案件中，账号归属问题表现在于对账号使用权的界定，个别案件中，当事人诉请确认享有案涉账号的所有权，人民法院依据账号所属平台规则予以驳回，或者径直对账号所有权做出认定。在确定账号归属时，如经纪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同解除后的账号归属，则人民法院一般依据合同约定予以认定；若无相关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则通常引入账号人身属性、注册主体、运营状况等考量因素，并结合公平、诚信原则予以综合认定。

账号归属于网络主播的几种情形

1. 主要根据账号注册主体及目的认定：主播在签订经纪合同前已自行注册平台账号，且有一定粉丝基础的，表明其并非为了促成合同或履行合同义务而注册案涉账号。在此种情况下，账号应当归注册人使用。

例如在王某与刘某合同纠纷案中²，双方于2021年5月签订《网络主播签约合同》，约定“刘某快手直播账号大小账户必须绑定王某手机号，王某可根据实际情况收回刘某的快手直播账号。”合同签订前刘某的快手账号已有粉丝8500余人，合同履行不足两个月便因刘某违约引发本诉，王某请求判令刘某不得继续使用其注册的直播账号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认为，被告刘某使用的直播号系其自己注册，属于被告的个人虚拟财产，合同解除后，被告仍有权继续使用自己注册的账号。

2. 双方未就合同解除后账号权属作出明确约定的，结合账号的人身专属性认定：主播在以个人信息绑定账号后，在发布作品动态、直播活动的过程中积累了较多粉丝数量，表明其已经与账号间形成了人身专属性和依附性。且在双方未就合同解除后账号归属做出专门约定，或者相关约定违反账号所属平台服务协议的情况下，宜认定账号归属于主播。

以知名主播“翔翔大作战”服务合同纠纷案为例³。2017年12月18日，北京某科技公司与张某（翔翔大作战出镜主播）签订《IP孵化合作协议》，约定科技公司为张某在网络平台做合作、推广、IP孵化与其他商务活动，“翔翔大作战”即是双方重点孵化的账号，全网粉丝超3000万，后双方因合同履行引发诉讼。科技公司诉请将相关账号的注册手机号码及密码变更为其指定的号码及密码。法院认为，在双方协议并未对协议解除或终止时账号的归属权问题予以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考虑到案涉网络账号已与主播个人身份信息相绑定，具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在合同解除或终止时，相关网络账号的使用权宜归属主播个人。

再如，在北京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柏某演出合同纠纷案中⁴，案涉账号由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配偶张某注册并实名认证，双方签署《全职演艺经纪合约书》后，张某解除对账号的实名认证，并由柏某认证后使用，直至柏某擅自停播引发本诉。科技公司诉请判令柏某返还案涉账号并承担违约责任。法院认为，即使张某是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之配偶，也不能当然地认定该账户由科技时代公司注册并实际使用。张某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柏某的行为实质是对该账号的使用及实际控制的权利进行转让，柏某在对该账户进行实名信息绑定后，在对该账户的使用过程中由于发布作品、动态等使用行为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其对该账户的使用、管理权利已属于具有人身专属性的权利，不宜通过诉讼的方式强制其进行实名认证信息的变更。且双方在合同中并未约定主播终止履行合同后，主播所使用的抖音账号的使用权等权利应当如何处理。综上，法院对科技公司要求归还抖音账号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账号归属于 MCN公司的几种情形

1. 合同有明确约定的，主要根据合同约定进行认定：若MCN公司使用己方的手机号码注册案涉账号后交由主播使用，经纪合同中已经明确约定案涉账号在合同履行期间及解除后的相关权利由MCN公司享有，即便主播为履行合同义务进行实名认证，也不能排除MCN公司依据合同约定享有的权利。

如在杭州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合同与潘某纠纷案中⁵，案涉账号由网络公司注册后交由主播进行实名认证使用，双方《KOL独家合作协议》约定“在合作期间根据甲方安排开设的SNS平台账号由甲方负责注册，该账号一经注册后所有权及相关衍生权益等即归属于甲方所有，甲方可授权乙方按照其认可的方式使用，乙方承诺对此不持有任何异议。合作社交媒体账号（不论注册／实名主体）均属于甲方所有，乙方不得继续使用相关账号。”合同履行期间内案涉账号共积累粉丝超 100 万人，后因双方合同解除后主播拒绝继续使用并拒绝返还账号引发本诉。主播主张账号已经与其本人具有高度的人身相关性和不可分割性，认定案涉账号的使用权属于其本人所有，才更能实现案涉账号的价值。不过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在案涉《KOL独家合作协议》已经对账号注册、使用、转移、过户等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虽然账号已经绑定为主播潘某的身份信息，但其是为了履行合同义务，不能因此排除合作协议约定MCN公司对账号享有的权益，且根据平台规则，案涉账号实名认证信息并非不能更改，故最终判决主播履行过户义务。

2. 合同未作明确约定时，根据账号注册目的和过程，运营等情况，依据公平和诚信原则合理确定账号使用权归属。

以前文提到的“浪胃仙”不正当竞争案为例⁶。游某系重庆某传媒公司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公司旗下艺人李某某（艺名“浪胃仙”）的抖音、快手账号，该账号在两平台粉丝总计近7000万。后因游某使用案涉账号与案外公司开展合作，传媒公司起诉游某及案外公司，主张确认“浪胃仙”账号归属其所有，被告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法院认为，对于账号的归属，双方有明确约定则从约定，没有明确约定则综合账号注册的目的和过程、账号运营情况和运营结果等情况，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账号的归属。本案中游某对于对案涉账号的注册、使用、管理均属于职务行为，账号内容也均系艺人李某某的相关内容，与游某无关，最终认定案涉账号应属于传媒公司的虚拟财产。

一方主张账号所有权的，法院以可能损害

第三方平台权益为由驳回诉讼请求

当前各平台通过用户协议等约定账号所有权归属于平台，注册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已成为行业通行做法 ⁷。前文列举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大多也是对账号使用权归属问题进行认定。若当事人诉请取得账号所有权的，法院则可能会结合平台用户协议的相关约定，驳回该项诉讼请求。

例如，在江西某传媒有限公司诉吴某合同纠纷案中⁸，一审法院依据经纪合同约定判决案涉抖音账号归传媒公司所有。二审法院则认为，基于抖音平台发布的《“抖音”用户服务协议》，特定情形下，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有权禁用、收回账号等，故与案涉抖音账号相关的主体并不只是本案双方，还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对案涉抖音账号归属的认定可能涉及该第三方权益。在该第三方未参与本案诉讼的情况下，在本案中对案涉抖音账号的归属作出确权性质的判决，可能损害或限制该第三方的合法权益。不过，二审法院进一步认为，目前法律尚未将互联网账户这一类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物权客体的范围，即法律尚未规定有此项“所有权”，因此，任何主体均无权以合同约定或判决确权的方式创设这一“所有权”。一审判决案涉账号归传媒公司所有，违反了物权法定的基本原则，其相关诉请于法无据，应不予支持。该意见与一些学术观点具有较大差异，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⁹。

针对网络主播及 MCN公司的建议

通过对各人民法院裁判意见梳理可以看出，在确定账号使用权归属争议上，涉及对合同约定、账号注册主体、人身专属性等多重因素的考量，加之具体案件有其特定的事实、背景，难以形成整齐划一的判定规则。对于有志于持续深耕网络主播领域的主体来说，我们建议从以下方面对于账号归属问题做前瞻性考量：

对于主播：

    1. 如自带账号，可通过在先注册、实名认证等方式确定账号的初始权利。

    2. 签署相关经纪合同时对于合同履行期间及合同解除后的账号使用权归属做出明确约定。

    3. 如账号与主播存在人身属性关联，在账号运营过程中，注重通过作品发布、人设打造等方式增强其人身属性并留存运营记录。

对于MCN公司：

    1. 如MCN公司孵化账号，可以通过使用企业或员工信息注册认证初始账号，确定账号的初始归属。

    2. 在与主播签订经纪合同时，注重对合同履行期间及解除后账号注册、使用、转移、过户、违约责任等问题进行明确约定，结合平台规则及用户协议等对账号权属性质进行规范性表述。

    3. 可通过对账号昵称、简介、头像中添加企业名称、字号、注册商标信息的方式增强其企业特征。

    4. 制定健全的账号运营、授权、登录使用、账号安全、商业秘密保护等管理制度，安排主播、账号运营团队等签字确认，并保留相关管理及账号使用记录。

下一期专题研究，我们将对网络主播与MCN公司的法律关系进行探究，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