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某、杭州某公司劳动争议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4-04-29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原告:梅XX。
被告:公司A,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19号大街571号4幢B112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MA2KFXDK72。
法定代表人:蒋慧杰。
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靖,浙江九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梅XX与被告公司A劳动争议一案,本院于2023年8月30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原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徐兴俊,被告的委托诉讼代理人戴靖到庭参加诉讼到庭参加诉讼。后本案转为普通程序。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主张】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拖欠工资229745.02元;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为签订劳动合同期间(2022年6月至2023年4月)的双倍工资差额427103.05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经济补偿金77242.35元。事实和理由:原告不服浙杭钱塘人仲案(2023)1730号仲裁裁决书,理由如下:一、原、被告之间系劳动关系。原、被告之间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应当从原告是否接受被告的管理,原被告之间是否具有经济性、人身隶属性来认定。原告从2021年9月18日入职至被告处,从事带货主播工作,由被告向原告发放工资并缴纳社保。期间原告严格遵守被申请人管理制度、按时上下班打卡、尽职尽责工作。后因被告拒不签署劳动合同、违法克扣工资及提成,违法停缴社保等,故申请人于2023年4月21日离职。1、社保缴纳:被告自2022年2月起给原告缴纳社保;2、原告工资自2021年10月起至2022年6月有孙波、颜剑波(被告投资人)发放,2022年7月开始由被告法定代表人发放自2023年4月离职之日。3、原告从事的主播工作系为被告进行带货直播,销售被告的商品。直播号均系被告提供,直播的场地系在被告公司内(余杭区五常街道联胜路),直播账号明确销售产品为欧阳琴珠宝。4、原告上班期间考勤系由被告制作,尤其是在案外人杭州拉勾勾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勾勾公司)注销后,系通过被告公司进行考勤,并由被告向原告发放考勤记录。因此,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系劳动关系。二、被告与案外人拉勾勾公司具有明显的混同经营的关系。被告与案外人拉勾勾公司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关系,混同经营。1、被告与案外人实际经营地址相同,高级管理人员互相兼职。在案外人2022年12月27日注销后,公司实际仍然正常运营,原告仍继续上班,工作地点以及工作内容等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原告系在被告的管辖下与案外人拉勾勾公司之间签订《主播签约协议》《经济合作补充协议》,案外人拉勾勾公司于2022年12月27日注销也没有通知过原告。原告依旧在被告处上班至2023年4月21日。2、杭州市钱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仅仅因原告与拉勾勾公司传媒有限公司之间签订《主播签约协议》《经济合作补充协议》,而否认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甚至在拉勾勾公司注销之后,合同一方主体已经灭失的情况下仍然认定该《主播签约协议》《经济合作补充协议》系原告与案外人拉勾勾公司股东之间继续履行,明显法律适用错误。原告作为劳动者应当受到相应的法律保障。
被告答辩称:被告并非本案适格的主体,原告与被告之间没有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法庭予以驳回。

本院经审理查明:
2021年12月15日,拉勾勾公司(甲方)与原告(乙方)签订《主播签约协议》约定:甲方作为乙方在网络直播、演艺、图文、视频等领域的独家合作方,就乙方作为网络主播的全部事宜、因网络主播平台延伸而出的线上线下商业事宜、以及本合约期内乙方所有内容平台(包括不限于图文,视频等;例如淘宝视频、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微视…)提供独家代理服务。协议期限为三年,自2021年12月1日至2024年11月31日。乙方作为甲方合作方,双方为合作关系非劳动关系,乙方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在不违反法律法规及相关直播平台方规定的情况下由双方协商确定,甲方无义务为乙方办理社保及住房公积金;乙方收益为直播平台所产生净利润提成,乙方享受所直播账号产生净利润的15%-20%为提成(分成按照直播账号,如双主播那主播所得分成平摊即一人10%净利润提成),具体分成比例见《经济合作合同补充协议》,甲方保证乙方每月最低收益为30000元,即乙方月结算分成收益不足30000元的,甲方仍然支付其收益30000元。由于网络直播的连续性、延续性和规律性考量,若乙方不积极配合甲方做好线上平台直播或每月总直播时长未达130小时、每周开播日低于5天等两项条件中任意一项时,甲方有权不保证乙方每月最低收益。同日,双方又签订《经济合作合同补充协议》《商业保密协议》。
2022年2月,蒋慧杰发送微信消息给原告:“社保你要交吗”“要交的话给你交了”。原告回复:“交”“多少钱”“我要交”“谢谢蒋老师”。2022年2月18日,原告发送微信消息:“我社保交了嘛?”“是从这个月开始交嘛”。蒋慧杰回复:“恩是的已经报上去了”。
原告通过钉钉考勤打卡,显示所在部门为拉勾勾公司。
2022年6月17日,拉勾勾公司向原告颁发荣誉证书,载明陆琪团队在2022年6月份的工作中,完成主播单场销售额破40万,业绩突出,被评为直播单场优秀团队。
2022年12月27日,拉勾勾公司注销。
原告提供的2023年2月、3月考勤显示归属机构为被告。
2023年4月,原告向邱文杰发送微信消息:“你帮我算一下我的提成没发的是不是六万5”。对方向原告发送截图显示2022年2月、3月、6月、7月合计未发金额52773.62元。
4月26日,原告向备注为“拉勾勾蒋总”的微信号发送消息:“蒋总,我想问一下,我这边在拉勾勾公司剩下的提成您这边什么时候发给我”。
蒋慧杰与拉勾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期限自2021年10月15日至2024年10月15日。邱文杰与拉勾勾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两份,期限分别自2021年11月6日至2022年11月5日、2022年11月6日至2023年11月6日。
原告以被告为被申请人向杭州市钱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一、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拖欠的工资229745.02元;二、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427103.05元;三、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77242.345元。
杭州市钱塘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23年7月31日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驳回申请人的各项仲裁请求。
上述事实均有原告提交的考勤打卡、工作群聊记录、请假、社保证明、微信聊天记录、仲裁裁决书,被告提交的主播签约协议、经济合作补充协议、商业保密协议、打卡原始记录表、劳动合同、微信聊天记录、社保缴纳及款项发放委托协议及当事人庭审陈述予以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
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于2021年12月15日与拉勾勾公司签订《主播签约协议》,双方在该协议中约定原告每月保底30000元并按直播收益比例获得相应合作分成。原告虽进行考勤打卡,但依据双方约定原告收入并不依据考勤计算,原告提交的证据尚不能证明在拉勾勾公司注销之前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关于拉勾勾公司注销后,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的问题。依据原告陈述,拉勾勾公司注销后,其从事与原来相同的直播事项内容没有变化。原告仅提供社会保险缴纳记录,无其他有效证据证明原告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因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均建立在其与被告存在劳动关系基础上,依据现有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故对原告相应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梅XX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0元,由原告梅XX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定账号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收到《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户名、开户行、指定账号详见《上诉费用交纳通知书》。

 

成都某公司与杨某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4-02-20

南部县人民法院

原告:成都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法定代表人:肖某。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平,四川中络宏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杨某,女,1994年5月11日出生,汉族,住四川省南部县定水镇。

原告成都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甲公司)与被告杨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年1月5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某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何胜平、被告杨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主张】
某甲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退还短视频扶持金40000元;2.判令被告支付违约金80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律师费3000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事实与理由:原、被告于2022年5月25日通过法大大平台在线签署《合作协议》,由原告为被告进行互联网直播提供平台支持等运营服务且原告为被告独家合作方,被告在直播平台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双方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合作期限一年即2022年5月25日至2023年5月24日止。同时协议第3.1.3条约定被告每月的直播天数不低于25天,每天时长不低于5小时,每月总时长不低于135小时。第8.1.2.2条约定被告停播不超过20天的应退还原告的前期实际投入费用。第8.2.3条及第8.2.3.2条还约定被告停播超过20天的视为被告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10万违约金或按照其他方式计算违约金。《合作协议》签署后,原告将被告加入到原告公会并为被告提供直播运营服务及按照约定向被告支付了短视频扶持金40000元。被告从2022年6月开始在抖音平台直播,于2023年2月开始完全停止直播,且在被告直播期间每月均未完成合同约定有效直播小时。原告于2022年8月22日向被告发送警告函,但被告未纠正违约行为。被告的行为违反了《合作协议》相关约定,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提起诉讼。
杨某辨称,双方订立合作协议属实。协议订立后不久,杨某因感情纠纷情绪低落甚至长时期抑郁,原告某甲公司却一直不停催促杨某更新短视频,杨某才停播。原告诉称的扶持金40000元杨某未收到,且短视频拍摄价格明显过高,故不应由杨某退还。杨某停播没有给公司造成损失,不应当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22年5月25日,甲方某甲公司与乙方杨某签署《合作协议》,主要约定:双方确认当前首要合作平台为抖音直播平台,现有IDjiejieYXJ。乙方在直播平台活动所产生的全部收益是双方全力合作所产生的。合作期间,甲方为乙方进行互联网直播提供平台支持等运营服务,利用自身享有的资源对乙方进行人气打造、人气提升。在乙方有短视频需求的情况下,甲方需为乙方提供短视频策划、拍摄、录制、剪辑、审核、推广等。合作期间内,甲方为乙方从事网络直播平台、短视频全平台、线下演艺活动等的独家合作方。合作期限为1年,2022年5月25日至2023年5月24日。合作期限内每月直播天数不低于25天,每天直播时长不低于5小时,每月直播总时长不低于135小时。合作前3月,乙方保底收益每月7000元,之后调整为分成收益模式,即主播收益=前台流水×主播分成比例(45%)+平台奖励。资金扶持:乙方每月直播符合本协议第三条及附件2的约定同时有稳定的直播时段,则甲方在协议期限内给予乙方合计价值400000元的资金扶持,包括短视频扶持、直播设备扶持、刷票扶持、住宿扶持等。甲方给予乙方的扶持金将于协议期限内按上述方式完成,如乙方存在违约情形,甲方有权暂停扶持。违约责任:乙方一般性违约包括停播、直播时长不稳定等,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改正,如乙方无正当理由3日内仍拒绝改正的,甲方有权暂停补发保底收益、扣减或停发直播分成、停止资金扶持,并追回乙方已自提收益、补发的保底收益和短视频收益以及甲方的前期实际投入费用。乙方根本性违约包括停播(停止直播累计超过20天)等,甲方可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10万元或甲方已投入(资金扶持金额+保底收益金额+附件3投入金额)的12倍等。一方存在违约情形的,违约方除应依本协议约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外,还应当承担守约方因违约事实对第三人的违约金、赔偿金、补偿金等,以及守约方为追究违约责任的必要合理开支(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同日,原、被告签署附件2即《直播行为规范》、附件3即投入明细表(载明投入类型:短视频拍摄,价格400000元)。
协议签署后,被告开始直播。根据直播开放平台数据显示:被告2022年6至2023年1月:有效直播天数/时长分别为:25天/98.12小时、20天/78.31小时、10天/32.05小时、1天/3.43小时、5天/11.23小时、11天/31.59小时、7天/17.72小时、4天/11.3小时。2023年2月至5月被告偶有直播。2022年6-12月,流水共计152986.5元,主播收入共计68843.89元,2023年1-5月,流水共计18172.74元,主播收入共计8198.97元。
2022年5月31日、6月10日、6月24日,被告分别签署《短视频拍摄合作确认单》,分别确认原告使用合约中约定的扶持金为其购买了短视频套餐,三次共计拍摄13条总费用40000元。原告提交了其与重庆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盖章确认的关于被告的《拍摄服务结算单》三份,结算单总金额为40000元,同时提交有银行转款回单,载明2022年8-9月向重庆某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包含被告拍摄服务费在内的费用共计597000元。
2022年8月22日,原告工作人员通过微信向被告发送《警告函》,载明因被告于2022年8月擅自停播,应在三日内与公司沟通复播,否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被告回复“别再催我了我最近本来心情就很烦了下个月14出来了我就播”。之后原告工作人员又提醒播放有效天数、时长不够,并通知因疫情12月应播有效天数、时长降低。
原告于2023年9月26日委托四川中络宏博律师事务所代理本案,并于同日支付律师费3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近年来,网络直播在互联网平台经济的迅速发展下应运而生,依托网络直播就业的网络主播人数也不断攀升,主播与某某商业公司/某乙公司等机构的纠纷亦大量涌现。本案中,原告某甲公司与被告杨某自愿签订《合作协议》,其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案涉合作协议约定合作期限已于2023年5月届满,该协议已终止。协议终止后,违约方应向受损方赔偿相应损失。案涉协议虽名为“合作”,但其内容还对被告直播时间、直播天数、直播行为规范等进行了约束,该协议兼具行纪合同、商事合作等性质,并呈现出一些劳动关系的特征,故应综合协议履行、投入等因素斟酌确定违约责任及违约金数额。庭审查明,被告未与原告友好协商便单方面停播的行为属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原告主张的短视频扶持金40000元并未直接支付给原告,而是被告为原告拍摄相应短视频向第三方支付的费用。合作协议约定“某甲公司需为杨某提供短视频策划、拍摄、录制、剪辑、审核、推广等”,且被告按约定利润比例获取了短视频所产生的相应收益,故本院对原告请求退还该40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案涉协议从订立到终止时间较短,被告并未对原告进行专业培训和孵化,双方类似于外部签约模式。被告未举证证明其有其他损失存在,综合本案实际情况,原告主张被告支付违约金8万元明显过高,本院酌情将违约金调整为20000元。原告主张被告承担律师费3000元,符合协议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四条、第五百八十五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杨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0元;
二、被告杨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成都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3000元;
三、驳回原告成都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80元,由原告成都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1192元,被告杨某负担188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本案判决生效后,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法按期履行。逾期未履行的,权利人申请执行后,人民法院依法对相关当事人采取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丘北某公司与张某劳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4-03-28

丘北县人民法院

原告: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法定代表人:张某乙。
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健、张协,云南七乡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特别授权。
被告:张某芝,女,1991年10月20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男,1999年10月1日生,汉族,住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特别授权,系张某芝弟弟。

原告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某某传媒公司)诉被告张某芝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4年1月19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天某某传媒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王子健、张协,被告张某芝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甲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主张】
天某某传媒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二、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违约金82928元;三、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事实和理由:2023年4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场地、设备、技术指导、资金等,为被告打造人设、拍摄短视频、写文案等。被告提供抖音账号,合作期间不得收回抖音账号、不得恶意注销抖音账号以及人为操作抖音账号被官方封禁,更不得私自开通其他抖音小号开直播。合作期限为1年,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被告在抖音平台开直播所带来的盈利收入,由原告占比60%分红,由被告占比40%分红,被告需要每天开足8小时直播。合作期内,被告不得中途中断合作,否则按照合作期月最高收入的8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协议签订后,被告多次违反合同约定拒绝开播,2023年10月16日,被告单方面中断合作,离开原告公司且拒绝就有关纠纷进行协商。综上所述,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合法有效,被告的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令如前所请,以维权益。
张某芝答辩称,请求依法判决驳回原告丘北天某某传媒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原告丘北天某某传媒公司与被告张某芝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而非一般的民事合同关系。2023年4月10日,被告张某芝入职原告公司从事直播工作,双方签订了直播合作协议,该直播合作协议虽然名称为《直播合作协议》,但实际上均是劳动合同的内容。协议中约定了被告张某芝的工作时间、工资发放等内容。2005年我国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首先,原告天某某传媒公司为包括被告张某芝在内的公司员工设立了《天某某传媒公司规章制度》《主播上班制度》等管理制度,管理制度中包含了奖惩制度、保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考勤制度、请假制度等,被告实际上受到了被告的管理,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性。其次,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协议》第16条第9款约定“乙方的网络推广用名、真实姓名、笔名网名及任何代表乙方身份的文字符号等推广用名的商标使用权由甲方所有”,经查询,甲方的经营范围包含“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因此,应当认定乙方从事直播活动系履行职务的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认定为劳动关系。最后,被告每月的工资均由原告直接进行发放(且包括被告在内的主播如果请假也会被扣工资),原告制作的结算单也明确将支付给被告的款项备注为工资,而非分红,被告对于原告具有经济从属性。综上,原被告之间构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二、被告张某芝之所以中断工作、拒绝开播是因为原告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1.在被告日常工作中,原告天某某传媒公司要求被告向直播间观众发送色情图片、低俗聊天记录,以诱导观众打赏,该行为既违反法律规定,又违背公序良俗,原告多次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被告作为劳动者可以解除合同。2.经查询,天某某传媒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626MABX**)成立于2022年9月19日,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8月30日印发的文旅市场发(2021)91号文件指出,《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实施前已从事网络表演经纪活动的网络表演经纪机构,可在本办法实施后的18个月缓冲期内取得经营资质。但天某某传媒公司成立于2021年8月30日之后,按照《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第四条之规定,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从事演出经纪活动,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但是,经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天某某传媒公司直到2023年12月25日才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被告张某芝在2023年4月10日就已入职天某某传媒公司进行包含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在内的直播工作,此时,其尚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但实际已经在雇佣主播从事网络表演活动,违反了《网络经纪机构管理办法》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之规定,属于严重违法行为。综上,原被告之间为劳动关系,被告之所以中断工作、拒绝开播是因为原告有严重过错在先,其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贵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为证明其诉讼主张均提交了证据。天某某传媒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拟证明:2023年4月10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为被告提供场地、设备、技术指导、资金等,为被告打造人设、拍摄短视频、写文案等。被告提供抖音账号,合作期间不得收回抖音账号、不得恶意注销抖音账号以及人为操作抖音账号被官方封禁,更不得私自开通其他抖音小号开直播。合作期限为1年,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被告在抖音平台开直播所带来的盈利收入,由原告占比60%分红,由被告占比40%分红,被告需要每天开足8小时直播。合作期内,被告不得中途中断合作,否则按照合作期月最高收入的8倍向原告支付违约金。第二组证据:《云南天月传媒分红结算单》,拟证明:2023年4月14日-2023年9月30日,原告按照《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向被告支付合作分红款,被告月最高收入金额为10366元。第三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签订后,被告多次违反合同约定拒绝开播,2023年10月16日,被告单方面中断合作,离开原告公司且拒绝就有关纠纷进行协商。补充证据:丘北县劳动人事仲裁院裁决书,拟证明:2024年1月3日,被告已经向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裁决张某芝与天某某传媒公司双方签订的的合作协议没有任何经济从属性,合作协议体现的是一种民事合作关系,双方并没有建立劳动关系,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
经质证,张某芝认为,天某某传媒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第五条明确约定,乙方上班时间是8小时,每月休息2天,体现了甲方对乙方的管理,而且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协议中第八条规定了乙方的最低收入,乙方达不到收入是由甲方来补足。同时15条第三款约定乙方有效直播时间的8个小时,每月出勤不满28天或时长小于224个小时的,甲方有权不予支付乙方保底工资,按照40%的提成计算。以上约定说明原告对被告有严格的考勤规定,原告对被告的工作时间、工资制度有绝对的管理权,被告对于原告来说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和经济从属性。同时协议16条第九款,明确约定乙方的网络推广用名真实姓名、笔名网名、以及代表乙方的身份的文字符号等推广用名的商标使用权由甲方所有。所有应当认为乙方从事直播行为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原被告二者之间应当构成劳动关系。该协议名为直播合作协议,但实际上是劳动合同的内容,以合作协议的形式掩盖劳动关系的事实。第二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被告的工资每月由原告发放,并且在原告制作的工资单中原告为被告发放的款项除4月份以外,原告均将款项备注为“工资”,而不是分红。同时工资单中还详细列明被告作为主播出勤的天数和请假天数,每月如果有请假将会被扣工资。工资单中显示的发放方式和原告对被告考勤方面的管理,均证明原被告属于典型的劳动关系,而非所谓的合作关系。第三组证据三性无异议,证明观点不认可,被告并非恶意毁约,而是因为原告在对主播管理过程中原告经常要求被告违背自己的意志发送低俗聊天语音,并且要求被告向直播间观众发送色情图片以及低俗聊天记录,以此来诱导观众打赏,原告的行为既违反法律规定也违背公序良俗,已经严重影响到被告的工作和生活,甚至威胁到被告的家庭关系,被告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已才要和原告解除所谓的合作关系。同时原告存在严重的违法行为,原告成立于2021年8月30日后,按照网络表演经纪机构管理办法第四条的规定,网络表演经纪机构从事演出经济活动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但是原告直到2023年12月25日才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被告在2023年4月10日就已经入职原告,进行包含唱歌、跳舞等文艺表演的直播工作,此时原告尚未取得营业性许可证,但实际已经在雇佣主播从事网络表演活动。违反了网络经纪管理办法以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正是居于原告的违法行为,被告才与原告解除所谓的合作关系。补充证据:丘北县劳动人事仲裁院裁决书三性无异议,证明观点有异议。裁决书上不是终决裁决,证明仲裁机构对于双方的关系的认定也存在不确定性,此外此类案件存在争议,我方也找了判例供法庭参考,所以此份证据不能达到原告的证明目的。
张某芝就其答辩理由向本院提交以下证据:第一组证据《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序号1),拟证明:1.被告于2023年3月29日入职原告公司,入职后原告与被告签订《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该协议虽然名称为《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但实际上是劳动合同的内容,双方之间构成的是劳动合同关系;2.《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乙方(被告)每天上班时间为8小时,每月休息时间定为两天”,证明被告在原告处工作,上班、休息时间由公司规定,需要接受公司的管理,双方之间不具有平等地位,被告明显处于劣势的被管理的地位,被告和原告之间具有人身依附性;3.《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第十六条第六款约定“直播平台及房间,乙方应在甲方指定的平台房间中进行直播”,第十七条第一款约定“乙方需严格执行甲方给乙方安排的各项工作内容”,以上约定均证明被告作为乙方受到甲方的严格管理,对于甲方安排的工作内容及工作地点需严格执行,基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是典型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合同名称所说的合作关系,而是典型的劳动关系的特征。第二组证据《天某某传媒公司规章》(序号2),拟证明:1.原告对被告有各项具体的管理制度,包括奖惩制度、保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考勤制度、请假制度等,证明被告和原告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被告接受原告的管理,被告对原告具有人身从属性;2.其中请假制度载明,“1.新入职主播第一个月请假扣除当日保底工资,罚款100元,第二个月请假扣除当日保底工资,罚款

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对有异议的证据和事实,本院认定如下:
天某某传媒公司提供的第一组证据《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第二组证据《云南天月传媒分红结算单》能够证明待证观点,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张某芝在从事直播工作期间与天某某传媒公司工作人员沟通工作事宜;还能证明在后期张某芝与天某某传媒公司就分红等问题产生分歧。补充证据:丘北县劳动人事仲裁院裁决书,能够证明:2024年1月3日,张某芝向丘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裁决,要求确认张某芝与天某某传媒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丘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丘劳人仲案子[2024]2号裁决书驳回了张某芝的申请。该证据本院予以采信。
张某芝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与原告提交的第一组证据一致,不再评述。第二组证据《天某某传媒公司规章》,能够证明天某某传媒公司对公司主播制定了上班的规章制度,其中包括考勤制度、请假制度、保密制度、奖惩制度、业绩考核制度,本院予以采信。第三组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考勤表,能够证明被告向原告提供微信发送考情勤表,并说明5月原告每天基本时长都不够,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证明观点部分采信。第四组证据《丘北天月传媒分红结算单》6份、微信转账电子凭证4份、支付宝转账电子回单2份、收入账单1份,能够证明:被告公司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原告转账分红款,张某芝2023年5月收到的分红款为5135.5元,转账说明为分红结算;2023年6月收到的分红款为745元,转账说明为工资分红;7月收到的分红款为9790元,转账说明为工资;9月收到分红款为6314和457元,转账说明为工资;10月收到的转账3560元,转账说明为分红。第五组证据:工作群聊天记录1份、被告与原告运营聊天记录2份,能够证明,原告在工作中有私事请假时需要向公司管理人员请假,公管理人员回复要扣钱,公司对主播时长进行统计。该组证据本院予以采信。第六组证据:被告与原告运营聊天记录18份,因该证据显示的微信名没有相应的实名认证信息对应,无法核实该三人是否原告公司运营身份,不予采信。第七组证据聊天记录(序号7):能够证明原告与被告公司管理人员提供微信聊天告知其因家庭原因有不再直播的想法,因但公司告知其不直播便违反了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起诉被告。第八组证据(序号8):被告抖音公会截图1份,能够证明原告的抖音号加入了抖音公会,合作期限为2023年4月12日至2026年4月12日。第九组证据判决书3份(序号10),三性本院予以采信,但不能证明待证观点。第十组证据(序号11):聊天记录及音浪要求截图,因无法核实证据的合法强、关联性,故本院对该证据不予采信。第十一组证据(序号12)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信用信息公示报告、抖音直播文艺活动通知截图,能够证明:原告公司成立于2022年9月19日,经营项目包括许可项目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依法许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该公司于2023年12月25日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根据当事人举证质证、庭审调查、当事人陈述,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
2023年4月10日,天某某传媒公司(甲方)与张某芝(乙方)签订《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合作协议约定:“一、甲方出场地、出设备、出技术指导、出资金,为乙方人设打造、拍摄短视频、涨粉丝、写文案、辅助乙方开播。二、乙方无需出资金及设备,全权配合甲方在抖音相关行业的安排,拍摄短视频、开直播。三、抖音账号乙方提供,甲方来打造人设、拍摄短视频、涨粉丝,在合作期内乙方提供本人的抖音账号只有使用权,拥有权、决定权归属甲方,待合同期满一年后乙方可以收回抖音账号。……五、乙方每天上班时间为8小时,每月休息时间定为两天。六、双方合作期限为一年,自2023年4月10日起至2024年4月11日。七、乙方经过甲方培训打造后,在抖音平台开直播所带来的盈利收入,甲乙分成比例,甲方占60%分红,乙方占40%分红。八、甲方保证乙方在合作期的第一个月最低收入3500元,第二个月至合作期满最低收入4000元,如乙方达不到最低收入,差多少金额由甲方填补。九、乙方在合作期内不能私自开通其他抖音小号开直播,及在所有平台直播,包含以下直播平台,抖音、快手、腾讯now、熊猫直播、花椒、火山小视频、斗鱼直播、陌陌直播、网易薄荷、酷狗直播、小米直播、虎牙直播、来疯直播、猫波、映客直播、么么直播、奇秀直播等等。十、甲乙双方合作期限为一年,乙方中途不能找任何理由来中断合作,如乙方不满一年合作期限强制中断合作,乙方在本合同期内正常短约而获得的月最高收入*8的违约金……”张某芝在协议中承诺“本人从签订合同之日起,如10日内本人强制要解除合作关系,愿意赔偿甲方3000元的合作费用的损失。”并承诺“张某芝本人自愿签约《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愿意遵守协议里的每一项条款,如有违反协议,本人愿意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另外包含起诉方的律师费、诉讼费、交通费、误工费、损失费。”协议签订后,张某芝使用自己注册的个人抖音账号“安朵”在天某某传媒公司的指导下通过抖音平台进行网络直播。直播获得的收入首先打入抖音平台账户,然后抖音平台根据合作约定将主播直播收益由抖音平台提取50%后,将其余50%打入原告公司账户,再由原告公司按照与主播签订合作协议时约定的分成比例,将收益分成扣除伙食费、空调费后结算给主播。根据天某某传媒公司提供的直播数据以及经被告张某芝核对的数据,查明2023年4月14日至2023年9月30日,原、被告之间共经过六次分红结算,分红结算为两个板块:分红结算加业绩奖励,其中以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的分红结算款为最高,为10366元,张某芝2023年10月因请假、休息等原因仅直播了十多天,分红结算款为1504.02元。在原告公司直播期间,天某某传媒公司对主播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其中,《主播上班规章制度》中规定,每个月月休两天,超过月休算买假等;上班时间为下午14时,迟到一分钟扣两块钱;若有特殊情况,没有当天保底工资;在直播间发现玩手机超过2分钟罚款20元,第二次40元等;《天某某传媒公司规章制度》中规定了考勤制度,具体规定了考勤的内容,其中规定主播每天直播8小时,每个月28天为有效开播,月休两天,达不到有效天数和开播时长的,公司不提供保底工资,只有40%提成等;请假制度规定:请假一天以上由部门负责人签批,2天以上者经部门负责人同意后,由上级领导同意批准等,病假需开当天医院证明等;除此之外还规定了保密制度、奖惩制度、业绩考核制度等。张某芝因认为天某某传媒公司违规经营某乙公司工作便于2023年10月16日离开公司至今未再到原告公司进行直播,天某某传媒公司因认为张某芝擅自离开公司的行为构成违约,故拒绝支付张某芝2023年10月分红款1504.02元。2024年1月3日,张某芝向丘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仲裁裁决,要求确认张某芝与天某某传媒公司的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经济补偿,丘北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丘劳人仲案子[2024]2号裁决书驳回了张某芝的申请。现因原告天某某传媒公司认为,被告张某芝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擅自停播,给公司造成损失,故向本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
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合同关系?
二、在履行《直播合作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是否应当解除?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关于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合同关系?二、在履行《直播合作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是否应当解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二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案中,天某某传媒公司与张某芝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的合同。关于双方之间是劳动合同关系还是一般合同关系的问题。劳动关系是双方通过合意由劳动者一方提供劳动、用人单位一方给付报酬所形成的具有经济性、人身从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首先,双方签订的《直播合作协议》中均是对双方开展网络直播活动权利义务进行的约定,其中约定天某某传媒公司“出场地、设备、技术指导、资金等”,为张某芝进行“人设打造、拍摄短视频、涨粉丝、写文案、辅助直播”,双方收入按直播收益按比例分配,并非由用人单位一方给付劳动报酬,可见双方并无订立劳动合同的合意。其次,从劳动关系人格从属性角度看,天某某传媒公司对于张某芝的管理,实质是由直播经纪关系衍生出的管理行为,不是劳动关系意义上的管理行为。再次,从经济从属性角度看,张某芝的收入来源于直播平台,系直播收入利润分成所得,主播越受欢迎,其收益越大,根据双方约定比例予以分成。最后,天某某公司管理张某芝所指向的目的,是为了双方合作的分成收益更多,公司的管理结果不仅仅使公司获利,张某芝也获利,原、被告双方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民事合作关系。综上,双方系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
关于双方在履行《直播合作协议》过程中是否存在违约行为,违约方应如何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张某芝作为一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网络主播,对该行业应当具备相当的认知。在双方因履行协议发生争议时,应秉持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协商解决,张某芝单方停止合作协议的履行,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同时,张某芝是2023年10月16日离开天某某传媒公司,在9月30日至2023年10月16日这段时间的张某芝的直播收益为1504.02元,在双方没有正式解除《直播合作协议》的情况下,天某某公司便单方不给予张某芝直播分红,因此,天某某传媒公司在履行《直播合作协议》过程中亦存在违约行为,对导致《直播合作协议》不能继续履行亦存在相应过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第五百八十五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一年,但张某芝履行协议几月后就不再履行协议,天某某传媒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因张某芝的违约行为造成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违约造成的损失,而双方在合作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标准过高,本院综合考虑到网络直播行业对主播依赖性较强且行业竞争激烈的特点,结合天某某传媒公司投入成本、张某芝抖音账号流量以及张某芝个体的商业价值等因素,并结合合同履行情况以及导致合作协议不能继续履行的过错情况等因素,以张某芝在公司期间直播收益公司分红为参考基础,确定由张某芝赔偿天月传媒直播收入的20%即5872.7元作为违约金。张某芝2023年10月分红款1504.02元,因张某芝中途中断合作,双方在协议中约定若张某芝中断合作,直播收益归天某某公司,但该条约定明显失公平,应属无效条款,天某某公司又在考勤制度中规定因违约行为所产生的收益归还天某某公司,但该制度仅仅是天某某公司单方规定,且雷忠娇所得的1504.02元并不是违约行为所得收益,而是离开公司前的正常分红,故解除合同后该分红款应当由天某某传媒公司分配给张某芝,扣减张某芝未收到的十月分红款,张某芝应再支付给天某某公司违约金4369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以持续履行的债务为内容的不定期合同,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是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对方。”因原、被告双方均存在违约行为,且双方当事人均已自己的行为表示不愿继续履行合同,故双方签订的合同目的已经不能实现,符合法定解除的情形,应当予以解除。
综上所述,天某某传媒公司的诉讼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
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七十七条、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五百九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解除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张某芝于2023年4月10日签订的《云南天月文化传媒直播合作协议》;
二、张某芝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4369元;
三、驳回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73元,减半收取计936.5元,由原告丘北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887.5元,由被告张某芝负担49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本案生效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的,本判决书在最后送达的当事人上诉期限届满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提起上诉的,以上诉法院生效判决为准),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须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逾期未履行的,应向本院报告财产状况,并不得有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本条款即为执行通知,违反本规定的,申请执行后(权利人申请执行的期限是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后两年内),人民法院可依法对未履行义务的当事人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等措施,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城固某公司与秦某、赵某等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4-03-20

城固县人民法院

原告(反诉被告):城固县某某公司。
住所地:城固县。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勇,陕西载言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理权限:一般授权。被告(反诉原告):秦某某,男,汉族,住陕西省城固县。被告(反诉原告):赵某某,女,汉族,住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二被告(反诉原告)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迷,河南良承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原告(反诉被告)城固县某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秦某某、赵某某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原告(反诉被告)城固县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博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梁勇、被告(反诉原告)秦某某、赵某某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牛迷到庭参加诉讼。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诉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承担违约责任即支付原告赔偿费用600000元;2、依法判令二被告在解除合同后履行三年的竞业禁止限制;3、依法判令由二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原告为一家主要从事互联网销售(网络带货)专业公司,长期从事互联网直播艺人的孵化和培育工作,二被告为夫妻关系,原系原告公司直播艺人。
经过学习,二被告掌握了相关网络直播技术,2021年10月13日、14日原告和二被告分别签订了《员工保密协议》,协议不但约定了保密条款,也约定了竞业禁止条款。
协议签订后,为打造和包装二被告,扶持二被告网络直播,原告斥巨资对二被告进行了包装和重点培养,二被告也有和原告长期合作的意愿。
2022年3月5日原告与二被告签订了《艺人合作协议》,约定原告为二被告进行策划和商业推广,安排参加商业活动,以提高其人气和知名度,其所从事网络主播、品牌代言及抖音、快手等网络平台的收益双方按比例分配等内容。
2023年5月25日,双方经协商又签订了《艺人解约协议》,约定解约后三年内二被告不能从事网络直播、不能发布网络视频,包括不能直播出镜、不能运营他人直播、短视频、不能更新短视频出镜、不能运营他人拍摄短视频,否则属于违约,应当赔偿原告公司2022年4月到2023年5月的公司所有开支的七分之一。
但合同终止后,二被告背信弃义,反倒继续使用在原告公司的网名“妖姬萝莉赵小柒”继续出镜发布网络视频。
原告发现后要求其立即停止违约行为并赔偿原告损失,但被告置之不理,被告不遵竞业禁止的行为不但使原告对二人的前期培养费用有去无回,还致原告公司的利益持续受损。
综上,原告认为其为培养二被告花费巨大,二被告本应按合同约定遵守竞业禁止条款,但二被告在学艺师成且在互联网上有一定知名度后,恶意违约,导致原告不但遭受培训费用的前期损失,也给公司日后的健康发展造成巨大不良影响,二被告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故提出前述诉讼请求。被告秦某某、赵某某辩称,原告与二被告签订的案涉合同系格式合同,合同中约定的竞业限制条款在签约时未向被告释明,也未向二被告提供合理的补偿金保障,该条款属于加重二被告责任并且限制其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应属无效;合同中竞业限制条款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二被告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未设置向二被告支付补偿金的对应条款,尤其是《艺人解除协议》中的竞业限制条款完全禁止二被告案涉工作,剥夺了二被告的劳动权利,严重影响了二被告的生活,加重了二被告的义务和违约责任,违反公序良俗,该条款还约定二被告违约应赔偿原告2022年4月至2023年5月所有开支的七分之一,该条款设置对二被告极不公平;二被告不是竞业限制的适格主体且三年竞业限制期限过长;因此,案涉合同系原告提供,合同中严重加重二被告义务、限制二被告权利的条款应属无效条款。
二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未获取任何收益,原告却要求二被告支付600000元赔偿金,原告诉请的赔偿金过高,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属于原告违约在先,在《艺人合作协议》解除后,原告未征得二被告书面同意,仍旧继续播放二被告视频录像盈利,二被告依法不应当承担责任。
综上,原告某某公司的诉讼请求应不予支持。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就本案对原告某某公司提出反诉请求:1、依法判反诉被告向反诉原告支付收益516000元;2、依法判令反诉被告立即下架反诉原告视频录像并赔偿反诉原告100000元(此数额为暂计,具体以反诉被告的收益为准);3、本案反诉费用由反诉被告承担。反诉被告城固县某某公司辩称,秦某某、赵某某在和某某公司合作期间未进行任何货币投资、未提供有价值的商业活动,未给公司发展做出实质性积极贡献,其请求支付收益516000元无事实依据;秦某某、赵某某主张下架的视频系其为某某公司员工期间因履行职务拍摄,并非在双方合作期间拍摄,解约之后的视频播放,其实际持有人和播放主体并非某某公司,而是案外人陈小沫,其请求下架视频的主张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案违约者是秦某某、赵某某,某某公司未违约,秦某某、赵某某基于自身违约行为给其带来损失的,无权要求某某公司赔偿。
综上,应驳回秦某某、赵某某的反诉请求。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为证明其主张及反诉辩称意见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秦某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被告赵某某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被告身份信息。
2、保密协议书复印件两份、合作协议书原件一份、解约协议书原件两份,证明原告与被告之间对保密、竟业禁止作了约定及解约协议约定了二被告自解约后三年内不得从事网络直播、不得发布网络视频、不得更新短视频及不得直播出镜等,若违约应赔偿原告公司2022年4月到2023年5月所有开支的七分之一的事实。
3、合作类证据打印件一套,证明自2022年3月1日双方达成合作协议后,原告公司为了促进双方的合作,将被告秦某某送入新东方学艺、打造农家小院、提供拍摄的场地、原告付出了很大的人力、财力。
4、票据打印件、复印件若干,证明原告在双方合作期间的支出费用。
5、原告公司支出打印件、复印件,证明双方解约后原告支付员工工资及房屋出租租赁费用共计449880元。
6、快手和抖音短视频截图打印件,二被告在解约后,仍然发布短视频,该违约行为严重违反了解约协议的约定,侵犯原告合法权益。
7、原告与陈小沫签订的合作协议复印件一份,证明原告与陈小沫是合作的关系,案外人陈小沫账号属于其个人与原告无关,原告无权干涉。
8、原告法定代表人王博向二被告微信转账记录打印件5份,证明合作期间原告向二被告支付30000元。被告秦某某、赵某某为证明其辩称意见及反诉请求向法庭提交如下证据:1、被告赵某某中国建设银行个人活期账户交易明细两份、被告秦某某支付宝交易流水明细两份、被告赵某某微信转账凭证2份、星耀传媒微信录频打印件一份、被告秦某某与王丽微信聊天记录录屏一份,证明原告将公户的钱以工资的形式转入被告及其他员工建设银行账户,同时要求被告及其他员工转账给案外人王丽,再由王丽转入王博个人账户,被告在原告处工作期间未取得任何收益,仅有1650元生活费。
2、聊天截图1份及微信录频一份、陈小沫微信聊天录频一份,证明原告将共同经营的抖音号、快手号分别出售共计盈利258万元,按照艺人合作协议第五条约定,原告应向被告分别支付10%的收益即516000元。
3、抖音直播平台“陈小沫(回来了)”视频录屏6份、快手直播平台陈小沫视频录屏4份、微信视频号陈小沫视频录屏1份,证明艺人合作协议解除后,原告在未征得被告书面同意下,仍旧播放被告合作期间的录频视频构成违约,应向被告赔偿损失。庭审中,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对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提交的第1、2、3、6、7、8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不予认可,对第4、5组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对被告秦某某、赵某某提交的第1、2、3组证据真实性无异议、关联性和证明目的均不予认可。
经本院审查并结合原、被告的质证意见,本院对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提交的八组证据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中第4、5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本院对被告秦某某、赵某某提交的三组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其中第2组证据的关联性不予认定。根据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本院认定的证据,本院查明事实如下:被告秦某某、赵某某系夫妻关系。
2022年3月5日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作为甲方、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和案外人高国岗共同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艺人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1、甲方为乙方提供艺人包装、培训和推广宣传,将乙方培养成有一定知名度的艺人,乙方委托甲方为本人艺人活动的全权代理人,代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艺人包装、推广宣传及各种商业行为,在合同期内由甲方全权代理乙方涉及直播、出版、演出、广播、电视、广告、电影、录音、录像等与演艺有关的商业或非商业公众活动,以及与乙方公众形象有关的一切活动;2、合同期限自2022年3月1日至2023年3月1日;3、乙方从事网络主播的收益和乙方参加商业活动的演出费、广告费、品牌代言费、抖音账号价值、快手账号价值等其他网络平台的一切收益,在甲方依法扣除税收、运营、拍摄成本及合作盈利的前期投资后甲方占70%、乙方占30%(每人10%)比例进行分配,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调整,甲方每月10日前主动向乙方提交上月收支明细(财务报表),由乙方签字确认,双方各执一份留存,并据此向乙方支付酬金;4、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甲方利用协议期间的乙方视频录像获取商业利益的必须提前取得乙方书面同意,否则一方有权要求甲方全额向乙方返还该商业利益作为损失赔偿;5、甲方对乙方使用的各直播平台ID号及在合同期内创作的影视影像作品拥有所有权,无论何种原因乙方离开时,均应当将所使用的直播平台ID号交还给甲方,由甲方变卖或处理;6、本协议期满,双方均未向对方发出终止通知的,则本协议自动续约一年,双方的权利义务除另有约定外,仍按本协议约定执行等内容。
在《艺人合作协议》履行期间,原告某某公司支付被告秦某某在新东方学校的培训费用3800元。
2023年5月25日,原告某某公司作为甲方、被告秦某某作为乙方,双方签订了《艺人解约协议》,该协议约定:一、双方同意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解除《艺人合作协议》;二、双方同意自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各方依据《艺人合作协议》应该履行而尚未履行之义务不再履行;三、双方同意在本协议之日起各方依据《艺人合作协议》,乙方三年内不能从事网络直播行业,包括直播(不能直播出镜、不能运营他人直播)、短视频(不能更新短视频出镜、不能运营他人拍摄短视频),否则属于违约,违约应赔偿2022年4月至2023年5月公司所有开支的七分之一;四、本合同执行过程中若双方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合同任何一方均可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五、本协议书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023年5月25日原告某某公司与被告赵某某亦签订了《艺人解约协议》,协议内容与前述《艺人解约协议》内容一致。
2023年5月26日,原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博通过微信转账向被告秦某某支付直播收益1500元。
案涉《艺人解约协议》签订后,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另行在相关视频平台播放其本人出镜的短视频、直播视频。
原告某某公司合作的其他主播艺人在相关视频平台播放由他人与二被告合拍的短视频。另查明,2022年3月4日,原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博通过微信分别向被告秦某某、赵某某转账各5000元。
2022年5月7日,原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博向被告秦某某微信转账5000元。
2023年3月20日至2023年5月22日期间二被告(反诉原告)通过微信向原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博支付共计2200元;除前述转款外,原告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博对被告秦某某的部分微信转账系因报销产生。
除秦某某、赵某某外,与原告某某公司合作的还有其他艺人。
案涉《艺人解约协议》签订后,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另行在相关视频平台播放其本人出镜的短视频、直播视频。
原告某某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26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地为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经营范围中的一般项目有互联网销售、化妆品零售、美发饰品销售、农副产品销售、互联网数据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等,经营范围中的许可项目有食品互联网销售(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直播服务。本院认为,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原告某某公司与被告秦某某、赵某某签订的《艺人解约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亦

限被告秦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赔偿违约损失10000元。限被告赵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赔偿违约损失10000元。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在2024年5月25日之前不得从事网络直播行业(包括直播、短视频)。四、驳回反诉原告秦某某、赵某某全部反诉请求。如未按本判决书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800元,由原告城固县某某公司负担2940元,由被告秦某某、赵某某共同负担6860元。
反诉案件受理费4900元,由反诉原告秦某某、赵某某共同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通过微信小程序“人民法院在线服务”等方式向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审判员演曦

 

合肥某公司、姜某民事一审民事判决书

2024-03-18

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

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被告:姜X

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姜X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委托诉讼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被告姜X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当事人主张】
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双方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2.判令被告承担违约金100000元;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负担。事实与理由:2023年5月6日,原告与被告签订《演艺经纪合同》,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被告未遵守约定及承诺,合作不足一个月,自2023年5月21日后未经原告同意擅自终止合同。原告多次与被告联系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均无果,之后双方一直未达成一致意见,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诉至贵院,望判如所请。
被告姜X未作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经审理本院认定事实如下:2023年5月6日,原告(甲方)与被告(乙方)签订《演艺经纪合同》一份,内容为:一、服务内容及范围1、服务内容1.1甲方是一家专业的演艺经纪公司,尤其在网络在线演艺(直播)方面拥有专业化团队,专注于网络主播艺人的发掘、培养、包装和推广。甲乙双方同意,进行独家排他性的演艺(娱乐)业经纪管理合作,乙方同意并委托甲方担任其经纪管理人。1.2双方依本合同约定确立双方的经纪管理合作关系,甲方作为乙方的独家排他性经纪方、代理人,处理和管理本合同约定范围的乙方演艺(直播)活动并代表乙方与有关方签署和履行演艺(直播)活动协议。除经甲方书面同意外,乙方不得与其他任意第三方签订本协议项下所涉及内容及范围的合同。1.3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应根据甲方制定的《签约艺人(主播)管理条例》完成相关工作。甲方为乙方提供全方位专业培训、指定培训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演艺(直播)技巧、形体、仪态、气质、语言表达等方面。1.4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安排进行演艺(直播)活动。1.5甲方为乙方提供演艺(直播)平台进行网络在线演艺(直播)活动。1.6甲方合作或指定演艺(直播)平台,乙方必须在甲方提供或指定的演艺(直播)平台进行演艺(直播)活动,该活动指乙方作为表演者通过网络平台以视频发布、直播、网络互动等方式与网络平台用户通过文字、网络表演、展示才艺等方式交流,统称为“网络真人秀演艺(直播)”。2、服务范围2.1本合同约定乙方从事的演艺(直播)活动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并为之允许的网络演艺(直播)表演。乙方从事与网络演艺(直播)有关之活动的范围包括专指为宣传网络游戏产品以及甲方组织的为宣传甲方公司或乙方所进行的一切宣传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录影、广告、舞台、演唱、录音、电视、广播、网络宣传、采访活动、记者招待会、观众见面会、义演、宣传推广会等。2.2本合同履行的地域范围以工作任务通知书中表述为准,如无特别表示,即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除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之外的地区。网络演艺(直播)默认为全球范围。二、合作期限及时间计算1、合同期限:本协议合作期限为壹年,即自2023年5月6日起至2024年5月5日止。1.1合作期限届满后,如仍有未结清事项,则合作期限顺延至结清时为止。1.2本协议期满终止后2年内,甲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约权,乙方应提前将与第三方的合作条件书面告知甲方。三、合作范围及内容。四、双方权利义务。五、权益和收益。六、签约费和收益的相关规定2、在乙方完成合同约定义务的前提下,甲方向乙方支付的签约费为人民币24000元。此款分3期支付,自合同签订后第一个完整自然月起算,乙方在每个完整自然月完成约定直播时间的,甲方在下个月的30日前支付当期签约费,第一期支付8000元,第二期支付8000元。第三期支付8000元,合同签订后达到支付条件的,甲方支付相应的签约费,未按合同要求执行的未领取的签约费,甲方不再支付,且甲方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合同继续有效,乙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履行本合同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七、费用确认。八、支付。九、关于暂停直播。十、合同的解除和终止1、合同履行过程中任何一方不得单方解除合同,否则需向相对方承担违约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或者乙方在合作期间已获得的全部合作收益的二到五倍的违约金,以金额较高者为准。2、下列情形,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2.4乙方未遵守本合同的任意一条条款及甲方为实施本合同而制定的规定、规划、安排或者甲方代表乙方对外签订的合约(文件)的,或不辞而别满5日及无理由擅自停止演艺(直播)达5日等的。2.12违反本协议中“乙方义务”之约定的。2.13乙方的行为、事实(状态),使甲方认为合同目的已经无法实现的。2.15如有上述2.2-2.14条情形,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且可以要求乙方向甲方赔偿违约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或者乙方在合作期间已获得的全部合作收益的二到五倍,以金额较高者为准,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十一、违约责任9、除法定或约定的情形下,甲乙双方均无权单方面解约,乙方提前解约的或因乙方行为导致甲方依约行使解除权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支付违约金,乙方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或者乙方在合作期间已获得的全部合作收益的二到五倍金额的违约金,以金额较高者为准,亦有权不予分配剩余收益,并有权要求乙方双倍赔偿由此受到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前期投入、推广宣传、包装、媒介、策略规划、出访和社交活动、签约费用,向第三方的赔偿和甲方剩余合同期间预期利润等。同日,双方签订《补充协议》,协议对收益分配确认、第三方平台、签约艺人管理条例等进行了约定。
合同签订后,被告履行直播义务至2023年5月20日,被告向原告预支2300元签约费及分成。2023年5月21日起,被告不辞而别,擅自停止演艺(直播),之后未再履行合同约定的演艺(直播)义务。
2023年9月11日,原告委托安徽X律师事务所通过短信向被告发送律师函,主张被告违反合同约定,擅自终止合同,构成严重违约,应支付人民币50万元的违约金。被告未予回复。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原告提交的被告身份证复印件《演艺经纪合同》《补充协议》、聊天记录及转账凭证、微信聊天记录、律师函在卷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在未与原告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擅自离开公司,自2023年5月21日起未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演艺经纪合同》,原告要求解除《演艺经纪合同》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已于2023年12月8日到达被告,本院确认案涉《演艺经纪合同》于2023年12月8日解除。因被告违约致原告解除合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原告虽主动将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金额调整至100000元,但综合合同履行的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及被告违约给原告造成的实际损失等因素,该违约金仍过高,应予以核减,本院酌定被告应支付原告违约金20000元。原告诉请违约金超出部分,本院不予支持。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由此产生的不利法律后果由其自行承担。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五百六十五条、第五百六十六条、第五百八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告姜X签订的《演艺经纪合同》于2023年12月8日解除;
二、被告姜X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违约金20000元;
三、驳回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300元,减半收取1150元,由原告合肥XX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负担1000元,被告姜X负担15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于某、海阳某公司劳动争议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

2024-03-13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原审原告):于小函,男,1991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海阳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鹏,山东海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初竹青,山东海宇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海阳市星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住所地海阳市胶东义乌小商品物流城29-4号。
法定代表人:张维龙,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迟春岷,海阳琴剑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上诉人于小函因与被上诉人海阳市星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悦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不服海阳市人民法院(2023)鲁0687民初282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3年12月26日立案后,依法由审判员独任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上诉人主张】
于小函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于小函的一审诉讼请求。事实与理由:一审认定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错误。一、于小函在一审中提供了星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基于劳动关系建立而在朋友圈发布的招聘信息,星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于小函支付工资的微信转账记录、证人李某、丛某证明星悦公司向于小函及证人工资发放情况以及在工作中星悦公司对于小函的管理与被管理情况,足以证明于小函与星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二、星悦公司在一审中提供的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意外险保单也证明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若双方系平等的经纪合作关系,于小函工作中意外受伤的后果由于小函自行承担,星悦公司无需为于小函投保意外保险。投保意外险系劳动用工单位为分担劳动者工伤赔偿风险而采取的常用方式,正是因为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星悦公司才为于小函投保了意外险。三、于小函的工作内容系星悦公司的业务范围,一审认定于小函作为演艺人员从事主播直播,并非星悦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明显错误。星悦公司的经营范围为“影视制作,网上表演服务、艺术表演服务……”于小函从事的主播直播完全属于星悦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系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重要事实依据。
星悦公司辩称,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于小函的诉请。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是基于合作共赢的目的通过合作由星悦公司提供相应的直播技巧培训、网络团播引流等方式,让于小函能够快速的在网络上被人熟知,从而通过网络直播赚取打赏收益,再由双方按照约定的分成比例对打赏获取的收益进行分配,与传统的劳动关系并不相同,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本案于小函与星悦公司所签订的合同及协议系平等主体之间就开展网络直播活动、提供经纪服务等民事活动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双方没有订立劳动合同的合意,从管理方式看星悦公司没有对于小函进行劳动管理。于小函在抖音平台每天直播的时长、时间段、直播地点并不固定,不参加打卡考勤,亦无需遵守公司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星悦公司对于小函的直播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是演艺经纪行为衍生出的管理行为,并非具有人身属性的劳动管理行为。双方签订合同或协议的目的是为了双方共赢,而非仅仅于小函为了星悦公司的利益而付出劳务,双方在合同中也明确约定系合作关系。
【当事人一审主张】
于小函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于小函与星悦公司自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11月11日存在劳动关系;2.判令星悦公司向于小函支付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9463元;3.判令星悦公司向于小函支付欠发工资5000元;4.判令星悦公司向于小函支付经济补偿金2000元。庭审中,将第三项诉讼请求变更为:判令星悦公司向于小函支付欠发工资7463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于小函围绕其诉讼请求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2021年10月28日星悦公司法人张维龙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公司招聘信息截图,证明:于小函到星悦公司上班是因公司招聘需要,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
证据二、2022年8月1日于小函在公司工作群的微信聊天截图一页,证明:于小函、星悦公司建立劳动关系的时间是2022年7月31日。
证据三、2022年8月29日于小函在公司微信群的聊天截图,证明:星悦公司承诺于小函工作满一个月以后给于小函缴纳社会保险,于小函在该群中发送身份证图片。
证据四、2022年10月17日星悦公司法人向于小函支付2000元工资的微信转账记录,证明: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证据五、2022第851号仲裁决定书及决定书的送达证明各一份,证明:本案已经过劳动仲裁前置程序,且在规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证据六、证人证言,申请证人李某、丛某出庭作证。其中证人李某(女)出庭证明:与于小函系同事关系,于2022年6月5日到2022年8月30日在星悦公司从事主播直播工作,进行团练,团播前学习唱歌跳舞等,团播三小时后还要按照规定时间自己做直播,具体时间要听从星悦公司安排,在群里通知什么时候团播、团练、自己直播,然后过段时间会根据流量对直播时间进行调整,工资当时说底薪4000元加奖金。每个月15号发工资,每个人第一个月去都要押2000元押金。其工资的发放形式是现金和微信,现金一般是整数,零头一般是微信发。最后一个月工资加上第一个月的押金没有给她。有领工资的表。当时说公司给交保险,但是没有交。要求每天几点上班必须几点到,每个月四天休班,但是必须提前告诉星悦公司,并在允许休才可以休。听从星悦公司安排,要求直播多少时间,播不够时长也不行,如果看到迟到早退都会进行罚款。团练室有监控,早时还没有打卡,后来于小函去了之后才有个打卡本,谁去了就签打卡。证人丛某(女)出庭证明:自2022年8月20日到2022年11月28日在星悦公司工作,起初从事舞蹈工作,后期只负责团播和其个人直播工作。每天“基本在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团播,如果有改动会被负责人另行通知,如果不通知就是这个固定的时间。三点到五点半左右是我们每天固定排练时间,为第二天的团播做排练。六点之后就是我们每个人听从星悦公司安排准时上播,不允许私下改时间。我们的工资发放是由微信、支付宝或者现金等方式,工资发放只有微信和支付宝。”“统一着装、固定时间上下班打卡、考勤、每个月固定15号发放工资、罚款交微信群中。我们所有工作都是听从安排。”“每天中午十二点前必须到,于小函是考勤负责人,如果有迟到需要将罚款交到微信群中。下班打卡时间不固定,但是必须有排练,如果要提前走需经星悦公司同意。”关于请假休假“之前是找星悦公司法人,后来于小函负责考勤,我们是在群里报备由于小函记录。休假说是每个月有4天,但是必须提前联系由星悦公司审核,并不能说我想休假就休。”
证据七(第二次庭审提供)、于小函在星悦公司工作群2022年8月15日及2022年8月20日的微信截图两张(当庭出示原始载体),证明:于小函的工资系星悦公司法定代表人支付。
证据八(第二次庭审提供)、2022年10月9日给星悦公司法人张维龙的微信转账记录截图一张,证明:于小函接受星悦公司管理,将劳动所得收益交给公司。
经质证,对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目的有异议。于小函并非通过招聘而来,而是通过朋友介绍而来,刚来时仅是说在星悦公司学习,并非直接签约主播。因证据二系微信截图,于小函应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整体录屏用以确定其证明事项及证明目的,对其证明目的不认可。证据三系微信截图,于小函应提交微信聊天记录整体录屏用以确定其证明事项及证明目的,并且在截图当中也没有体现出星悦公司法人承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任何字样。对证据四证明目的不予认可。星悦公司向于小函支付的2000元系双方约定的佣金,并不是工资。对证据五的真实性无异议,通过该证据恰恰能表明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对证据六,二证人证言真实性不予认可,二证人在星悦公司直播时间,包括入职时间都能显示两证人并不认识,因此二证人说是同事关系,明显不符合事实;并且二证人与于小函三人均是先行在海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星悦公司提起了劳动仲裁,三人与星悦公司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其证人证言不具备证明效力。对证据七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是对证明目的有异议。公司主播与公司之间均是采取的保底佣金方式,只是星悦公司法人表述时按照常规表述的,并不代表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对证据八微信聊天截图真实性无异议,对其证明目的有异议。该转账仅系于小函个人与张维龙个人之间的转账,看不出来是双方之间其他方面的转账。
星悦公司围绕其主张向一审法院提供如下证据:
证据一、《艺人独家签约合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各一份,证明: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系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
证据二(第二次庭审提供)、于某、刘某证人证言。其中证人于某(男)出庭证明:其与于小函系朋友关系,与星悦公司系合作关系;“没有固定时间,我们平时工作,公司给我们意见,我们根据自身情况开展我们自己的工作。”收入“在我自己账号,自己收入自己提取,不需要经过公司。”不需要考勤,每天团播3个小时,个人直播时间不固定,我们自己决定,有时候可能早,有时候可能晚。公司没有罚款现象,于小函在星悦公司没有担任过主管。丛某(艺名大某1)与李某(艺名大某2)她俩没有在一起共事过,在抖音直播产生的收益进入个人账号,于小函和其一起于2022年7月到星悦公司,不需要每天都到星悦公司,公司安排团播时间,但不固定,有时候中午,有时候下午,有时候晚上。工资“我们都是自己从账号中提取。”证人刘某(男)出庭证明:其与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均系合作关系,其于2022年3月24日到星悦公司进行直播工作,收入是“直播赚钱后通过我自己的账号自提”,其每天的工作时间基本上是想播多长时间播多长时间,不需要每天都到公司,公司亦不需要考勤,每天团播两个小时,个人直播时间没有规定时长,公司有无罚款现象。于小函没有担任过星悦公司主管职位。在抖音直播产生的收益进入个人账号。
证据三(第二次庭审提供)、保底佣金发放记录,证明:于小函7月30日至8月31日在公司学习期间,并未签订《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因此该期间仅给其发放了2000元生活费,自2022年9月1日双方签订了《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星悦公司开始按照合同约定给于小函发放4000元保底佣金,其中2000元押金是因为于小函使用公司设备及服装,为避免使用过程中造成损坏,因此押了2000元。
证据四(第二次庭审提供)、中国平安财产保险意外险保单一份,证明:星悦公司给主播交的是意外保险,以保障主播在直播中跳舞或者户外直播中受伤而投保,星悦公司并未承诺给主播缴纳社会保险,并且该保单生效时间与星悦公司提供的《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签约时间一致。
经质证,于小函对证据一两份合同的首页和尾页的签名认可是其本人所签,但主张签名的背景是2022年7月31日,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劳动关系建立以后。“当时就让签我自己的名字,张维龙女友说是别的空白处不用填写,空着就行。说是签吧,签完之后不约束我们,以后想走就走,不会拿这个合同约束我们。签了这个合同就可以正常一个月拿4000元,如果不签合同一个月只能拿2000元。”两份合同中间内容,没有于小函签名,于小函不确定合同中间内容是否有更换,对合同真实性有异议。从合同内容可以看出,本身意思双方是劳动关系,而不是星悦公司所说的合作关系,对星悦公司的证明目的于小函有异议。对证据二两个证人均自述与星悦公司存在合作关系,姑且不论两证人与星悦公司具体是合作还是劳动关系,可以确定的是两证人与星悦公司存在经济利益关系,鉴于这两证人的身份,其证人证言可信度极低,不应被法院予以采信。证人于某明确表述其证明事项是他本人与星悦公司之间是合作关系,所以于小函认为该证人不能证明于小函与星悦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两证人均陈述于小函工资是自提,而于小函稍后会提供充足证据证明两证人的陈述是错误的。所以两证人的证言不能作为星悦公司证据,不能实现星悦公司的证明目的。对证据三保底佣金发放记录于小函签名的真实性无异议。该证据系工资表,证明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的劳动关系,于小函签字时,该工资表上没有涂改痕迹。对证据四的真实性无异议。该份保单证明了星悦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为于小函投保了商业意外伤害保险,该保险的本质是用人单位对工伤责任的分担,证明了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应属于劳动关系。如果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系星悦公司所说的合作关系,星悦公司无需对于小函的工作期间意外伤害承担任何责任,更不需要给于小函投保意外伤害保险。
根据于小函、星悦公司各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及庭审陈述,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
2022年8月6日星悦公司为甲方,于小函为乙方签订《艺人独家签约合同》。该合同第一条协议范围约定:1.甲乙双方签订协议,乙方即为甲方的签约演员,甲方即为乙方唯一的独家经纪人。乙方为甲方独家提供演艺服务。甲乙双方达成共识,双方共同发展,共同获益。乙方一切与演艺活动的所有商业行为,均应完全依照本协议的相关约定。2.演艺活动内容包括: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并为之允许的所有直播平台、录音、舞台、演唱、剪彩、登台演出、模特等有关演艺事业需要的活动。第二条协议期限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本协议有效期10年,2022年8月6日至2032年8月6日止。期满后自动解除。同等条件下,甲方具有续约的优先权。合同还约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密义务和违约责任等条款。该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
2022年9月1日星悦公司为甲方,于小函为乙方,双方签订自2022年9月1日至2027年9月1日的《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该合同鉴于部分载明:各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好友协商,就共同进行甲方之经纪推广的各项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该合同约定了合作内容、各方权利义务和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内容。该合同由双方签字盖章。
于小函称,2022年7月31日入职星悦公司从事抖音网络直播工作,先跟着星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维龙团播了一段时间。张维龙说试用期工资每月2000元,签合同后每月4000元。在公司一开始是跟着团播、打杂、买道具、打考勤表、催别人直播。2022年11月11日晚发生争执,11月12日就再也没去过公司。星悦公司法人张维龙则主张于小函是通过朋友于某(艺名阿某)介绍来星悦公司学习直播业务,星悦公司考虑其经济情况,前期给于小函每月发放1000元生活补贴。2022年11月11日晚上离开,11月12日后就再没来过公司。经审查星悦公司提供保底工资发放记录:于小函,7月,7月30日-8月15日,1000元,收款人签名于小函;8月,8月16日-8月31日,1000元,收款人签名于小函;9月,压2000元,保底2000元,收款人签名于小函。
2023年2月,于小函向海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其仲裁请求:1.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1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金4000元;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8月1日至2022年11月12日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双倍工资14182元;4.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拖欠工资5000元。海阳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经审查,申请人请求不属于劳动仲裁受案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之规定,于2023年2月23日作出海劳人仲案字(2022)第851号决定书,决定:对申请人请求,不予受理。于小函不服于2023年3月8日诉至一审法院。
于小函第二、三、四项诉讼请求计算方式分别是:自2022年7月31日入职至2022年11月11日,共计工作3个月零11天,第一个月工资试用期是二审中,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提交证据,本院依法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就交换和质证。于小函主张其在星悦公司除从事团播和个人直播外还从事其他工作,具体是通知公司其他人按时直播,让其他人在打卡本上签字进行考勤,单位其他人请假都在张维龙建的微信群中向于小函请假,提交星悦团队群聊天记录,证明公司其他人向于小函请假,于小函通知其他人直播。星悦公司不认可于小函的陈述,主张星悦公司并不存在签字打卡行为,因主播个人直播比较自由,无法统一全部人的行程,所以不存在打卡行为。于小函上述陈述不属实。对于小函提交的群聊天记录发表质证意见称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该群聊人员当中并没有于小函,与于小函无关,于小函提交的星悦团队群聊天记录是以艺名为甜诱的账户进行登录。
二审中,于小函主张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星悦公司则主张双方是合作关系,规范双方合作关系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合同编关于演艺合同的相关规定。于小函确认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双方签订的《艺人独家签约合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中部分内容涉及劳动合同内容。星悦公司对此有异议,认为双方签订的是演艺合同,不是劳动合同。
关于入职情况,于小函主张其朋友与星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维龙认识,然后张维龙在组传播团队,于小函就到了星悦公司,证据是一审中提交的招聘信息微信截屏打印件。星悦公司对此有异议,主张于小函是通过朋友介绍到星悦公司做签约主播。于小函主张在星悦公司的工作内容是进行团播和个人直播,工作中接受张维龙的管理。星悦公司则主张于小函的个人直播不受张维龙的管理,团播则由团队成员共同协商达成一致再团播。于小函主张其个人直播是星悦公司规定的时间段,不是固定时间,有时是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是个人直播,有时是晚上六点到十点,完全听从公司安排时间进行个人直播,直播地点在公司二楼直播间。星悦公司则主张个人直播不受公司直接管理,时间由于小函自由决定,直播地点也无限制,公司提供了直播间,可以在公司直播,也可以在户外或者家里。于小函对其主张的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11月11日期间个人直播都是在星悦公司进行未提供证据,星悦公司对其主张的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11月11日期间于小函个人直播有过在户外或者家中进行也未提供证据。双方当事人均主张未统计过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11月11日期间分别进行团播和个人直播的次数。
于小函主张其与张维龙约定的劳动报酬,劳动报酬标准是实习期没签《艺人独家签约合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时一个月2000元,签《艺人独家签约合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之后每个月4000元,每个月15发工资,通过现金或微信转账支付,一审中提交的微信转账记录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可以证明以上主张。星悦公司对此有异议,主张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实习期,于小函在未签《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之前与星悦公司签订的《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在此期间星悦公司给于小函发放了2000元的生活补贴,签订《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后星悦公司按照合同约定的佣金发放方式在每月中旬与于小函进行佣金结算。发放方式无异议。
二审中,星悦公司主张双方基于合作关系而从事的演艺合同是其公司经营范围的文化活动服务,星悦公司主张其公司经营范围于2023年12月12日进行变更。本院向于小函出示星悦公司提交的2019年9月3日营业执照副本和2023年12月12日营业执照副本,于小函对真实性无异议,主张2019年9月3日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网上表演服务。本院查明,星悦公司2019年9月3日营业执照副本中经营范围是“影视制作,网上表演服务,艺术表演服务,文化活动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公司礼仪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展览服务,会议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星悦公司2023年12月12日营业执照副本中的经营范围是“许可项目: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网络文化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电影摄制服务;广告制作;文艺创作;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婚庆礼仪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审中,星悦公司明确其公司主张双方之间演艺合同民事法律关系,规范双方权利义务的事实依据是《艺人独家签约合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于小函、星悦公司均认可2022年7月31日至2022年11月11日期间于小函除了从事在直播平台上进行的团播和个人直播外,没有从事双方签订的《艺人独家签约合同》第一条协议范围2演艺活动内容中的其他演艺活动事项。
于小函明确其仲裁请求要求星悦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法律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主张2022年11月11日张维龙以口头方式解除与于小函的劳动合同,,对此无证据提交。于小函明确其仲裁请求要求支付拖欠工资5000元是2022年10月至2022年11月11日期间的工资5000元,其中2022年10月工资4000元,2022年11月不满一个月工资1000元。于小函明确其要求星悦公司支付拖欠工资4000元/月的事实依据是《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
本院对一审查明的事实予以确认。

【一审法院认为】
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通过于小函、星悦公司各方当事人的庭审举证、质证,一审法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证据及认可的事实予以确认;于小函对星悦公司提供的合同真实性有异议,因异议人于小函未提供反驳证据,经一审法院程序性审查,一审法院对星悦公司提供的合同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予以认定。对于小函、星悦公司提供到庭证人证言,因对抗不了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签名的合同及保底工资发放记录的书证,于小函的出庭证人又系一审法院受理的与本案有牵连关系的另案当事人,故一审法院对双方当事人的证人证言均不予采信。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均认可星悦公司已付给于小函报酬4000元,星悦公司提供保底工资发放记录亦能印证各方当事人的自认,一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本案争执的焦点是于小函、星悦公司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针对本案的焦点,一审法院认为,劳动关系是由劳动法调整的具有劳动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依法经过合意确立的劳动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特征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既有经济关系属性,又有人身关系属性。通俗地讲,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存在管理与被管理、指挥与被指挥、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司法实践中,认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是否建立劳动关系的问题,应从用工主体和被用工人双方资格以及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来判断,依据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而本案于小函与星悦公司所签订《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及《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则体现的是乙方于小函是甲方星悦公司的签约演员,甲方星悦公司系乙方于小函唯一的经纪人,负责乙方的艺术形象、艺术定位、宣传定位等总体包装的设计策划,负责乙方创作作品的出版、各种演出活动的联系,以及全面代理事宜;在视频秀场平台演艺、线下演艺、商务经纪等,由甲方负责接洽、宣传、策划、包装、推广、法律事务等。该约定并不具有人身属性的劳动管理行为,而是基于演艺经纪行为衍生出来的对直播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行为,符合经纪居间合作法律关系的特征,该管理行为在双方签约的《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及《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中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均有约定。在收益分配上,甲方给乙方每月佣金没有达到4000元,每月给予保底4000元,达到保底10000元内甲方占60%,乙方占40%,10000元以上,甲方占40%,乙方占60%,体现的是合作关系,于小函作为演艺人员从事的主播直播,并非星悦公司业务的组成部分,而是于小函履行配合星悦公司做好线上平台直播演艺或每月总直播要达到180小时以上合同义务,在演艺过程中产生的收入,于小函所得报酬亦不是星悦公司按月计酬,并由星悦公司发放给于小函,而是按照合同约定的保底工资及“六四”分成或“四六”分成发放,该约定无明显的经济从属性,因此,本案于小函、星悦公司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
因于小函、星悦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于小函诉请星悦公司支付工资、双倍工资、经济补偿金就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对于小函该诉请不予支持。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本案是劳动争议案件,审查的是双方是否建立劳动关系和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各项劳动待遇用人单位是否应支付。劳动关系的认定是通过劳动合同和确认劳动关系的法定认定标准进行确认。劳动合同不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唯一标准,在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通过法定标准进行认定。于小函仲裁请求确认与星悦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并主张劳动待遇,星悦公司不认可,主张双方是依据民法典合同编演艺合同相关规定的合作关系。双方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产生争议,二审中双方均认可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故本案需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建立和存续的认定标准审理认定双方劳动关系状况,于小函应对劳动关系的建立承担初步举证责任。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一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于小函为证明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一审中提交张维龙的微信朋友圈截图,证明经星悦公司招聘入职,提交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截图、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等证明工作和劳动报酬情况,并依据星悦公司提交的《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主张劳动报酬约定情况等。二审提交“星悦团队群”微信群聊天记录,证明单位其他人向于小函请假,于小函通知其他人直播。对于入职程序,一审中于小函陈述看到招聘信息后于2022年7月31日到星悦公司。二审中于小函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通过朋友圈的介绍直接去找的星悦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维龙。于小函陈述从其朋友处得知张维龙在组传播团队,就到该公司。于小函一、二审的陈述均说明其是自行找张维龙而到的星悦公司,而不是其主张的由星悦公司招用。对于确认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中的工作内容和用工管理,双方当事人陈述一致的是于小函会与其他人员在公司进行团播排练和团播。而个人直播双方对直播时间、地点、直播内容、设备等陈述不一致且均不能提供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一审中对于个人直播双方证人证言不一致且双方均以对方证人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而不认可证人证言。二审中于小函提交的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并没有其主张的从事通知其他人按时直播,让其他人在打卡本上签字进行考勤,单位其他人向其请假的工作内容。于小函提供的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中有通知领取工资的信息,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不能体现出支付劳动报酬信息。《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中约定的是收益分配。
星悦公司主张双方系合作关系提交《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作为证据,因此本案存在新业态下网络主播与签约公司法律关系的认定问题。本案劳动关系确认需要根据劳动关系确认标准和双方签订的《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实际履行等情况,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审查双方劳动关系状况。《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人社部发〔2021〕56号)规定:一、规范用工,明确劳动者权益保障责任。(二)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企业应当依法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以下简称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按照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本案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签订《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按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一条的规定,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成立应同时具备该条规定的情形。星悦公司和于小函均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于小函主张双方建立劳动关系,但其提交的张维龙微信朋友圈截图只能证明张维龙在微信中发布过招聘信息,不能证明于小函所称的是由星悦公司招聘至该公司工作或其自行到星悦公司工作,且该证据证明事项也与于小函主张的入职程序不一致。于小函主张的工作内容仅有团播一项与星悦公司主张一致且有证据证实,于小函主张的个人直播时间、地点、设备等均不能提交证据证实,同时双方均未主张个人直播的形式、内容由公司统一决定和控制。
于小函所从事的团播和个人直播的形式和内容均是在第三方平台从事的网络直播活动,第三方平台的运营与星悦公司无关,星悦公司无法决定、控制第三方平台的具体工作机制和内容。于小函提交的工作群聊天记录也体现不出其所称的从事公司管理工作。劳动关系确立重要特征是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也就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从属性劳动还是独立性劳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基于对劳动者的管理、指挥和监督而形成对劳动者较强的管理行为,从而体现出劳动者相对用人单位的人格、组织和经济的从属性。审查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同时还需要注意在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情况下,法律规定的劳动关系成立是同时具备成立情形。于小函不能提供证据证实其主张的工作属于星悦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具体直播活动中的团播由星悦公司统一组织人员在该公司进行网络直播,但团播是群体协作性工作,由公司统一组织和安排具有必要性且也与劳动关系中所形成的制度化、具体化、强制性的较强人身依附存在明显区别。于小函提交的工作群微信聊天记录有发放工资的内容,但其所主张的微信支付转账电子凭证并未显示支付的是劳动报酬。于小函作为劳动报酬依据的《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载明的收益分配,而不是劳动报酬标准和支付方式。因此本案虽存在劳动关系认定的部分情形,但于小函提交的证据不能证实星悦公司对于小函进行用工管理,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成立应同时具备的情形。
于小函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与公司签订《艺人独家签约合同》和《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且在双方发生争议前对两份合同未提出过异议。《艺人独家签约合同》是就签约代理事项达成的协议,内容主要是于小函作为签约演员为星悦公司提供演艺服务,星悦公司作为独家经纪人提供经纪代理服务,双方共同发展,共同获益,对双方各自的权利义务、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作出约定。《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亦明确约定双方本着平等互利、诚实守信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共同进行星悦公司的经纪推广的各项合作事宜达成协议,对双方的合作内容、权利义务、收益分配、违约责任等进行约定。从协议约定及实际履行看,于小函所主张星悦公司安排的工作均是合同约定的合作内容,星悦公司虽对于小函存在管理事实,但该管理并不是双方之间基于劳动关系而形成的较强的人身依附。而是基于两份合同项下的合作关系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对于人身依附性的要求较低。由于双方合作时间较短,于小函提供的证据只有一笔支付记录不能体现出支付的是劳动报酬,而于小函主张的劳动报酬的证据之一就是双方签订的《星悦传媒主播签约合同》。于小函一方面否认该合同确立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又用该合同证实劳动报酬情况,其对该合同报酬约定部分是认可的。但该合同约定的是收益分配,于小函收益取得是保底加合作盈利模式而不是劳动报酬。
综上,本案中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于小函提供的证据不能证实双方存在劳动关系成立应同时具备的情形。但同时星悦公司对于小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也没有给予于小函完全自主管理与职业自由,且本案还存在双方建立并履行民事法律关系时间较短的实际状况,因此双方民事法律关系与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更接近。为尊重和保护契约自由同时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于小函主张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之间符合建立劳动关系的全部情形。一审认定于小函与星悦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并对于小函的其他仲裁请求予以驳回,并无不当。于小函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0元,由于小函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